成都商报：侵权责任不区分则政府赔偿无意义

　　河南桐柏教师杨士付性侵学生案因县政府缺钱拒赔再起波澜。“嫌犯的赔偿没到位，县政府、教育局也一直说没钱。”儿童维权公益人士李女士递交申请，要求桐柏县政府公开“三公经费”，“你不是没钱吗，看看你三公经费是怎么花的？”未获回复，遂向南阳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

　　公开“三公”话题正热，但与教师性侵女童案，并无关联的两件事以一种意想不到的逻辑走到一起，还真是稀奇。其实，在责任尚不明确之前，讨论政府赔偿有些操之过急。针对儿童的伤害如此“罪大恶极”，以至于对罪犯的惩处难以抚慰公众。除了罪犯，还有人该为伤害负责，可那寻找责任人的路途不平且远，性急的人们没有耐性。具体到刑事案件的民事赔偿，当罪犯个人赔偿能力远远不足，单位和政府就成了毋庸置疑的索赔对象。

　　比如受害女童的家长，认为教师是学校的人，归教育部门管理，说起来就是政府的人———教师干了坏事，不找你政府找谁？部分网友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教师性侵女生是个人犯罪，自当认罪伏法，政府并非全能，不能为所有公职人员的私人恶行负责，政府不该赔偿，否则等于是拿纳税人的钱为私人罪行买单。

　　将问责的怒火捆绑或是回避政府责任都失之武断。任何潜在的罪犯、包括恋童癖如杨士付者，不会天生长着一张恶人的脸，或成天带着一副色狼的表情。比如教师杨士付，在当地颇有口碑，是“有文化”“说话温柔”“教学认真”的好人，与其暗地里的作为反差甚大，被指为双重人格。学校很难辨识、甄别出禽兽教师，除非真有火眼金睛这回事。

　　仅仅以单一教师的兽行向政府索赔，恐怕并不能获得法律支持。依照《国家赔偿法》，国家赔偿需要满足“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等几个要件。教师属于广义的公职人员，但并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性侵女童是利用职务之便，但又与教学本身无关。

　　不能说校方和教育部门毫无责任，但责任必须细分：比如是否疏于管理，对杨在教室后部用塑料布隔出一角这样的反常行为不加质询；比如是否无视甚至纵容犯罪———曾经觉察到不妥、甚至发现杨的恶行却不制止也不揭发；比如是否发现或者明知杨有恋童症并有犯罪前科，却仍然录用其人，变相放任狼入羊群。

　　只有明确区分责任，才能实现分别惩戒，也才能最大限度上接近正义。不过，这样的话，恐怕不是国家赔偿，而是相关部门与官员受到行政甚至刑事追究。这或许不能完全满足受害者家属的意愿，却是杜绝恶行、防范犯罪的有效手段。最怕一些地方倾向于拿钱了事，回避深层次的责任追究与犯罪反思，或能短期维稳，却不能长远防狼。(徐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