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公共政策发布莫让“突袭”成习惯

　　继 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城市对小汽车实行限牌后，杭州也开始行动了。25日19时，杭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26日零时起开始限牌，市民措手不及。

　　此前，杭州市治堵办对于限牌曾多次辟谣，表示杭州公共交通体系以及路网建设尚不具备限牌条件，限牌之前也还有限行升级等治堵措施，并认为这是车商为了刺激消费进行的炒作。

　　政府部门对限牌作出辟谣是重大信息发布，代表政府公信。如今，限牌令出其不意地颁布，有损此前辟谣的公信，影响人们对政府的评价。

　　在北、上、广、津，限牌令曾引起质疑和喧嚣，现在，喧嚣已经过去，管理的意图可能是达到了。这是否为杭州提供了参考，又是否将为其他城市所仿效？会不会变成一种公共政策的发布习惯？应当引起重视。

　　出其不意地发布新政策，可以减少公众的强烈反应，引起的市场震荡和麻烦可能更少，效率更高。政策发布方应该也考虑过其他办法，有过权衡。但即便如此，这种做法跟政策发布、信息公开、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和要求依然相悖。

　　改革开放36年，从经验决策、个人决策向民主化、科学化转变，这是国家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这种转变的核心在于，承认利益要求是推动决策议程的重要因素，正视利益表达是民众参与决策的重要途径。怎么体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一个重要方面是，过程就算再繁琐，再艰难，基本的东西不能省略或者大打折扣。

　　哪些是基本的东西呢？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指出，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这些必经程序就是基本的东西。

　　“限牌”跟一座城市的市民高度相关，影响的人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限牌当然是重大决策。但以上的这些程序必经了吗？如果有，又经了几个？人们还没有看到明确的解释。

　　进一步说，突袭比不突袭好在哪？只给几个小时缓冲期和给几天、几个月的缓冲期，它们的影响差别在哪里？如果突袭是次优选择，比这更次优的选择有哪些？依何根据排定它们的次序？详细的说明还未呈现。

　　“限牌”是政府公信问题，也是民主政治问题和法治问题。出其不意，意味着公众参与的缺失，辩论协商的缺乏，政策出台和施行跳过了中间过程，直接无缝对接了。就算管理意图能够实现，代价却是一些重要价值的丢失。

　　这还只是限牌，如果是更重大、更敏感、更特殊的问题呢？不妨设想，一部法律的出台这样实施会是什么情况？国家有多少公共政策，一个地方又有多少公共政策，都这样照葫芦画瓢，又会是什么情况？在决策中，特殊、敏感的问题又有多少，都这样来发布政策，是否是民主法治水平的应有体现？

　　可以预见，交通会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变成突出问题。“限牌”是为交通困局求解，这是一种作为。但遵循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方向，呵护民众权利，推进民主法治进步，都需要稳定的日常体现。出其不意搞突袭，虽有权衡和无奈，但不能变成心照不宣的政策发布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