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改革的“最好样本”

　　从保定将作为“政治副中心”的传言，到河北省正式出台新型城镇化意见，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鼓点越敲越密。股市和楼市的风向标，都透露出人们对“首都经济圈”，对未来京津冀的殷切期待。

　　而热烈的目光之下，更需要一份审慎。“京津冀的发展跟各领域的改革都有密切联系，有典型性，具体性，能适应三中全会的改革要求，可以说是最好的样本。”研究者如是说。

　　“不是你想要，就要得走；也不是你想留，就留得住”

　　北京晚报：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各地对功能疏解仍然存在争议，比如北京希望首先疏解“相对低端、低附加值”的产业，而周边一些城市则强调“高端对接”。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共振点”应该如何协调？

　　文辉：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有一个迫切问题是规划，在规划上需要顶层设计和错位发展。

　　在这个城市群里，必须有龙头城市、核心城市，也要有一些互补的功能性城市，在产业上相互支撑。大家都想要高端资源，这很正常，但这个时候就不是说由行政来决定，而是应该由市场来选择，哪些地方适合什么样的产业，它自己会选择。

　　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最重要问题是人才。总部也好，医疗、教育也好，场所只是一个载体，也许它这个场所可以搬出去，但这些高端人才未必能跟着去。

　　如果你的环境非常好，人家有可能觉得北京雾霾太严重了，城市病非常突出，就有可能去；但如果到那儿一看，你的雾霾比北京还严重，环境还不如北京，你怎么能吸引高端人才去呢？

　　所以北京周边的这些河北城市要定好位。你的优势资源在哪儿？你的特色在哪儿？你怎么吸引别人过去？

　　不是说你非得让北京按行政命令，把这个疏解给我，把那个疏解给我；市场自己会选择，高端人才也会选择，不是你想要，就能要得走，反过来对北京也是一样的，不是你想留，就能留得住。

　　好在我们现在的就业形态也发生了变化，互联网对一切行业都会产生冲击， 这些高端人才不是像中医那样必须要坐堂，也可以通过网络学校、同城直播、电视电话等技术手段来工作。比如医院、教育这些载体可以走，但高端人才可以通过网络来工作。

　　顶层设计不等于干涉市场，市场有失灵的时候，政府考虑只是从政府的角度，当裁判员要制定规则，你告诉大家发令枪响了才能跑，这种规则的制定才是顶层设计。

　　“政府引导下的恶性竞争，一定要避免”

　　北京晚报：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协同”应当如何来理解？

　　文辉：京津冀“一体化”是理想状态，“协同发展”是务实的表现。

　　我们国家的城市竞争特别厉害。在一个大的区域里，地形地貌都类似，比如平原地区，自然环境差不多，这个县搞出一个产业，隔壁县马上也搞一个同样的产业，这就是行政主导下的恶性竞争。就像大家经常说一个段子，中国人到国外开一个饭店，生意很好，第二个去了也开个饭店，第三个还开饭店；犹太人呢？第一个人开饭店，第二个人就开加油站，第三个可能开小卖部……这就是错位发展，错位竞争。这种方式能够提升这个区域整体的竞争力，而不是在两个县之间相互进行竞争，大家都压低地价，去吸引同类产业，这种政府引导下的恶性竞争，一定要避免。每个城市都要自己有意识地和别的城市在功能上形成错位。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现在看来天津和河北的联系不够，他们都是对着北京来联系的。

　　天津和北京联系最多的，有高铁，有高速，河北周边和北京的联系也比较多；但是天津和河北的联系就比较弱，我觉得下一步需要加强这个联系。

　　功能疏解可以有一个梯度的转移，比如央企总部，天津很欢迎，那就可以搬到天津；而天津的一些东西，可以搬到河北。在一个城市群里，大大小小的城市，要有不同的功能、定位。

　　北京晚报：您谈到不同的城市要有不同的功能和定位，那么北京周边的一些城镇如何来找到自己的定位呢？

　　文辉：具体来说，北京的北部生态环境比较好：北戴河看海，承德看山，张家口看草原……由于地形地貌和区域景色，有天然的差异性，又是北京的上风上水，不适合搞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就应该发展旅游业。

　　北京两千多万人口，中高收入的人群较多，大家待在北京城里都挺憋屈的，到了周末就要往外走。这些地区就可以在怎么满足这类人的消费上动脑筋，前段时间我们给张北做新型城镇化的规划，认为它们可以做“首都经济圈”的“新避暑山庄”，承德是过去皇帝的避暑山庄，那“新避暑山庄”就是老百姓的、大众的“避暑山庄”——骑个马，吃个烤全羊，看一下草原，很多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

　　类似的有南部的香河，基本是北京的家具基地了。北京周边的很多地方要围绕北京的消费动脑筋，想想北京人要消费什么，再结合你的地方特色。像香河发展家具产业，它在平原地区，有空间，又靠近北京的市场，不就找到了一个准确的定位吗？

　　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辐射，

　　主要是消费

　　北京晚报：目前，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似乎没有“长三角”、“珠三角”那样顺畅？

　　文辉：我强调周边地区围绕北京的消费来做规划，是因为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长三角”、“珠三角”不同。北京不是通过技术、产业或者人才的辐射，而是主要通过消费来辐射。

　　在“长三角”，很多企业的工厂都在江浙一带，而销售在上海周边的小城镇，他们把公司注册在那儿，打出来的牌子都是上海某某品牌。他很好地把这种产业前后向、“微笑曲线”两端的取舍跟区位结合起来，就形成了错位和分工。而上海有些镇，靠注册经济一年财政收入有几个亿。相比之下，京津冀之间产业的关联度现在就差了一点。

　　另外，京津冀涉及三个地区，在行政层级上很难形成一个核心，各方博弈比较多。而这个因素在“长三角”不存在，长三角就是以上海为龙头，杭州、南京都认他是“老大”；“珠三角”更不存在这个问题，广东一个省的政策就解决了。

　　京津冀面临的是最复杂的问题，所以习总书记说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就是说，你不能就你这个行政区域来看这件事，必须站在全局来考虑问题。

　　我的观点是京津冀的发展，不在于北京和天津发展得多好，而在于河北一定要起来。如果河北的发展起不来，这种巨大的差异会使中心城市越来越现代化，而外围越来越落后，他会像一个巨大的吸铁石，把资源都吸过来，前几年说的“贫困带”就是这个原因。

　　之前京津冀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行政命令，市场的作用被抑制了，所以除了顶层设计之外，政府的手要从各方面缩回来。政府层面北京可以提出来哪些东西要往外走，列出一个单子；对河北来说，也可以列出一个负面单子，哪些东西我要的，这个不是说不要北京的，是这类企业都不要；然后企业自己来选择。

　　京津冀是改革的“最好样本”

　　北京晚报：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盲目的“造城”冲动；而京津冀之间交通的便利性，也导致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开始把购房半径扩展到了河北。这种趋势会不会反而导致北京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张？

　　文辉：抑制这种“造城冲动”，主要在于转变考核方式。比如北京周边张承一带，就不应该去考核它的GDP。如果上级政府还是这么考核，那就逼着它要么大量做工业园区，要么大量搞新城新区的建设。

　　这种路径依赖跟我们的财税体制有关。地方政府的收入无非是两块儿：一个是工业，一个是土地出让，几乎没有别的可选。国外是一种消费税，消费税实际上是服务业，最终计税不看东西是在哪儿生产的，就看你是在哪个地方买的，地方就会尽量想办法让人来。

　　我们现在搞了很多新城新区，但并不在乎人来不来，只要把地卖出去就行，因为人来不来对它没什么太多影响，主要的目标是土地的收入。

　　如果下一步不进行改革，这种发展模式还会延续，所以财税体制改革也是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面。

　　京津冀的发展跟各领域的改革都有密切联系，有典型性，具体性，能适应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要求，可以说是最好的样本；包括财税体制改革，环境方面的生态补偿等很多好的理念，都能在这里进行实践。

　　京津冀就是我们国家面临的很多问题的一个缩影，表现得还特别突出，如果把这个区域发展好了，借鉴这些改革的措施，全国很多地方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主笔 张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