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强掳华工手稿诉不堪经历 有生之年最想听道歉

　　“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记录日期，但这样的记录慢慢变得毫无意义。后来我们索性开始记录每天死去通报的信息，将来如果可以回国，好歹对家人是个交代。”70年前，安徽人张子明被一张招工启事诱骗到了北海道，从此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非人挖煤工生活。同伴们在种种折磨下纷纷死去，而他却顽强地坚持了下来，并和同伴将这段经历记录了下来。昨天，合肥的崔小姐接受采访时称，在她外公张子明留下的手稿中，清楚记录了他们在日本遭受的非人待遇。

　　70年前被掳至日本煤矿

　　今年4月5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首次公布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单，涉及人数34282名。“当天就上网查了，但是人数太多，内容又掺杂着大量的日文，暂时还没有找到外公的名字。”崔小姐告诉记者。

　　崔小姐的外公叫张子明，因为肺病，已于11年前去世，享年84岁。70年前，老家在安徽宿松的张子明孤身来到上海谋生。某一天，正在码头搬货的他看到一张招工启事，因为开出的待遇颇高，他没有细看就报了名。几天后，他和300多一起报名的人被安排上了一艘运煤船，在海上漂泊了七天七夜，很多人因为饥饿和瘟疫，还未抵达目的地，就被抛进了大海之中。而幸存的人，却在北海道角田煤矿开始了他们不堪回首的一年多经历。

　　在日本不被当人看待

　　“在北海道，我们主要是挖矿，早上天不亮，鬼子的监工就拿着皮鞭赶着我们上工，如果有谁不舒服稍微起来得晚一些，迎来的就是一顿暴打。”抗战胜利后，张子明和幸存的劳工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开始提笔将自己在日本的经历记录下来。

　　“反应稍慢，他们就用手里的工具殴打你，如果是皮鞭还算好，最怕就是劳动用的铁锹，一板子下来，命就交代在那了。”重读张子明的记录，至今仍能感受到他们的恐惧，而时间久了，他们也渐渐麻木。“冬天冻死很多人，夏天满身臭虫，命都保不住了，更别谈民族尊严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记录日期，但这样的记录慢慢变得毫无意义，大家每天都在苦熬着，千方百计想活下去，时间对于我们而言已经失去了意义，后来我们索性开始记录每天死去同胞的信息，将来如果可以回国，好歹对家人是个交代。”

　　张子明等人的噩梦终于在抗战胜利后结束，“有一天我们看见日本人都垂头丧气地坐着，紧接着美国人来了，告诉我们日本已经投降，我们可以回国了。当时很多人都抱头痛哭起来，第一次流下喜悦的泪水，情不能自已。”然而，等到他们返程时，带回国的骨灰却比人还要多。

　　有生之年最想听声道歉

　　回国后，恢复了自由身的张子明过起了正常的生活，上学、参军、就业、结婚生子……只是在日本一年多的遭遇，成了生命里永远无法磨灭的烙印，家里的晚辈听他无数次提起。而每一次看到与抗战有关的东西，老人就忍不住难受，崔小姐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看完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后，外公将自己独自关在屋内，嚎啕大哭。

　　崔小姐告诉记者，外公在世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一个来自日本的道歉，为此他还委托过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想要起诉当年的煤矿矿主，只是因为时间太久远了，当年的角田煤矿早已不复存在了，使得这场诉讼根本就没能提起。“外公不是想要赔偿，只想要一个道歉。”只是直到他去世，他的这个心愿都未能实现。

　　家人继承遗愿继续诉讼

　　张子明去世后，家人继承了他的遗愿，继续准备着对日诉讼。为了收集资料，他们跑了很多地方，终于在上海淞沪抗日纪念馆的文献中，知道了他的名字。这本册子是和张子明同期被掳至角田煤矿的幸存者凤仪萍手写的，他的名字赫然位于其中。2012年，崔小姐与纪念馆多方交涉后，终于拿到了复印件，为了留证，她还请馆方在每一页都加盖了公章。

　　“对日诉讼的路不好走，之前的幸存者几乎都没有打赢官司。”崔小姐说，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之前有幸存者对日诉讼都以失败告终，后来通过多方努力，陆续有日本企业承认历史事实，并进行了经济赔偿。然而，对于逝去的或是还幸存的“张子明”们来说，他们想要的并不是钱，而是一个态度，“想要日本正视这段历史，向所有劳工道歉。”（本报记者 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