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报：拖延症躲不过楼房“报复周期”

　　时隔不到两年，浙江宁波再次塌楼。宁波奉化一幢只有20年屋龄的五层居民楼4月4日倒塌，造成1死6伤。当地已启动问责，有关房屋开发、设计、建筑与监督单位的责任有望厘清。但民众忧虑难平，舆论普遍担心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干快上时期建设的“快餐式”楼房是否正进入“质量报复周期”？

　　建筑物也是有生命的。说“建筑质量报复”，大概因为宁波两次塌楼时间间隔过短，不需要多加提醒，人们就会很快想起上一次：2012年12月16日，宁波市江东区徐戎三村2幢楼发生倒塌，造成一死一伤。而同样是悲剧，第二次塌楼相比而言更让人不能接受，不仅在于它本能却未能绕开前车之鉴，还在于，它明明是危房，相关部门和个人偏偏无有作为心存侥幸，终于等到人与房共存亡这天。这，才是整个塌楼事件最令人扼腕之处。

　　宁波本来有机会的。正是因为2012年那次塌楼，宁波市在全市开展住宅安全排查，这次倒塌的居敬小区29幢被鉴定为C级危房，需要维修加固。按说危房鉴定一出，各方须严阵以待，一天都不要等，但事情在关键的维修费用上卡了壳，据说，曾经有过“街道办与住户各出一半”的建议，未被住户接受，因此延宕至今，直至房塌人亡。

　　殷鉴在前，预警在后，这样的悲剧实在不该发生。2012年宁波塌楼事件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房设计标准偏低、建设规范不严等问题进入公众视野。各界的共识是，标准偏低、建设失范的建筑风险累积至今，风险暴露期已然来临，如何发现、防范并解除这类风险，对全国而言都是普遍性的问题。宁波亡羊补牢，在全市排查危房，起始良好，可惜配套不足，未能避免重蹈覆辙的结局。

　　宁波二次塌楼给出新的教训是，既然危房已成现实，危房检测出来后的治疗问题就需要更周全、刚性的制度设计，尤其是房屋维修加固的资金来源。

　　现实的难题是，二三十年前的多层砖混结构民房，多由单位筹资或集资自建房，或者农转非居民自建房，鲜有开发商介入，施工亦常常是包工头散兵游勇式的生产方式。一方面住房先天不足未老先衰，另一方面承建方等责任人普遍缺失，如何界定业主与政府在危房治理上的角色就格外重要。一个较好的范例是，像香港特区那样，由政府推行强制验楼计划，一面以法律督促居民与业主自觉自察房屋质量，一面以财政补贴方式帮补居民旧屋的自我修复。

　　两次塌楼事件告诉我们，危楼不是一天形成，住户总是能感觉并发现楼房的种种凶兆，关键是人如何面对。面对危楼，各方束手无策、得过且过的做法，无异于最危险的拖延症，才令事态恶化到无法收拾，终被“报复”。 徐琼 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