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报：管住招待费数字游戏在于法治化

　　作为全民资产，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如何，理应向所有者有个汇报。这不仅包括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而且包括国有企业的成本控制情况。在这方面，社会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数字，而不是数字文章或者数字游戏。

　　曾在2012年以8.37亿元的业务招待费“荣登”A股市场之首的中国铁建，在2013年年报中“业务招待费”直接“清零”，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其他”一项则从前一年的22.4亿元增加至本年度的32.26亿元，一年暴增了9.86亿元，增长44%，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无非就是把去年受到各界抨击的“业务招待费”通过会计处理方式直接归并到“其他”项中。

　　把业务招待费合并到“其他”支出中，无非就是不想告诉社会，不想再度成为靶子。但拙劣的处理手法，反而欲盖弥彰。试问，正常的业务招待费及其增长，为何不能公开？为何又要隐藏？其合理逻辑无非就是，这些业务招待费可能有问题。

　　然而，这么做的，不仅仅是中国铁建一家。整体来看，目前披露年报的251家央企，仅有156家披露了招待费，占比62%；而2012年这一数据为168家，也就是说有12家央企在2013年刻意隐去了这一数据。其中，中国电建甚至选择“其他”数据也不再公布。

　　这就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设有国有企业的目的是什么？要如何监督国有企业？作为全民资产，国有企业就是要增进全民的福祉，发挥国有资产在重要领域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事实却是，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一些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往往变成增进少数人福祉的工具。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做出了顶层部署，其中明确提出“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种把业务招待费隐身到其他支出中的做法，无论如何都与三中全会的精神相悖。出路何在？恐怕简单地批评一两家央企并没有什么意义，关键在于加强相关的制度安排，核心是不能把国有企业当作普通的市场主体，而要作为特殊主体来看待，实施特殊的管理制度。

　　在这方面，国际上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有的国家如土耳其、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直接制定《国有企业法》，这就涵盖了相应的会计处理方式。有的国家如日本，则是采取单一立法形式，对每一个国有企业特殊法人分别制定特殊法进行规范，实施特殊的会计制度。不管哪种做法，把国有企业纳入到法治轨道中，则是共同之处。否则，国有企业既享受了体制与政策的优惠，又享受了市场的优越性，结果反而损害了全民的福祉。　匡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