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别被“加班文化”倒置了

　　一个月加班时间190个小时，中餐和晚饭时间平均不超过15分钟。在连续一年的持续高强度加班后，33岁的冲模设计工程师刘先军猝死在东莞市长安镇的一个出租屋内。事实上，超时加班在制造业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存在普遍性，一些企业甚至以“加班文化”为企业文化，要求员工“爱岗敬业”。(4月20日《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过劳肥”、“过劳死”不时进入公众的视线，刺激老百姓关于生命和健康的敏感神经。“加班文化”的大行其道，让“不得不过劳”成为一种艰辛和无奈的现实。为了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留有一席之地，无数的人们苦不堪言却又欲罢不能地过度劳作。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言，在资源和机会分配不均衡的情形下，社会中各个角落的资源都迅速地向有限的大中城市积聚，发展的机会也就越来越集中在这些地方。这一方面压缩了上班族的选择空间，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竞争。保住“饭碗”的尽职尽责也好，升值、加薪的成功欲望也罢，让人们身陷“加班文化”的泥沼之中。此外，三六九等的层级划分，生存状态的鲜明反差，让人人皆争“上游”；而有限的资源、激烈的竞争，会从根本上扭曲人们的是非观和价值观。在争分夺秒的工业生产里，在起早贪黑的职场生态中，快速的生活节奏，沉重的生活压力，在经年累月中完成了对劳动的异化。劳动只是一种手段，人只是一种工具；人在劳动的过程中丧失了主体性，成为经济利益的附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权益保障法》，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加班文化”之所以底气十足，一方面是因为劳动力供应相对充足、不缺人手，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劳动者权益保护存在诸多“漏洞”，让他们有机可乘。换言之，劳动者陷入“过劳困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法律规范缺乏强有力的实施操作系统，在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甚至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制度应有的效力。

　　消减“过劳困境”，必须破除根深蒂固的“加班文化”。这一切，既需要发展观念的转变、价值排序的更新，也离不开人文关怀的重振。毕竟，工作只是生活的部分而非全部，而工作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人们享受更好的休闲和娱乐。偏离了朴素人性的“加班文化”，是一种本末倒置。(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