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牌”也是 “限权”的命题

　　3日，记者专访了江苏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克希。他明确表示，南京绝对不可能像杭州那样突然限牌，因为江苏省地方性法规对限牌有明确规定：限牌与否必须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并经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即便审议通过限牌，也必须提前30天向社会公告。(5月4日《现代快报》)

　　随着城市拥挤与污染的加剧，限牌作为治理的手段之一，成了不少城市的选择。限牌作为公共政策，事实上是对居民特定权利的限制手段。天津与杭州先后“突击限牌”，注解了权力不受约束，对政府公信造成的深深伤害。

　　如此语境下，城市限牌似乎正在形成“多米诺效应”，酝发城市一轮又一轮非理性购车热潮。毫无疑问，一两个城市的“突击限牌”所带来的影响却是全国性的，并且是长久的。潜在应对限牌中的种种心理，正在考验政府的定力与操守。

　　不管是人的诚信，还是政府的公信，不在于“诺”，而在于违信有可堪匹配的成本，并由有效的机制来维系纲常。所以，面对限牌之于政府的信任危机，之于购车乱象对社会正常秩序的损害，江苏省人大相关人员从法治的角度来澄清，确实要比政府瓜田李下的表态更有力度。

　　对于限牌，地方性法规形成的相关规定，不仅仅是政府制定政策要遵循的基本程序，更是政府获取特定权力的基本途径，即这种权力是依法赋权的结果。不过，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和江苏一样，在地方法规中制定了限牌的相关规定。那么，是不是政府就不受约束了，可以相机而定？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权力法授是公权力的基本伦理，公权力只能在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行使，非法规规定的都是权力的禁区，制定公共政策所需要的权力，需要通过立法的程序来赋权。

　　从构建法治政府的角度来解读限牌，其实也就是限权的基本命题。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实施公共管理，这个权力是有依据的、有限度的、有边界的。显然，政府应当依法行政，严格遵守行政权力的基本伦理，做到法不授而不行。同时，也要接受人大的监督，把公共政策的制定内嵌到立法的程序中去，代表人民来行使权力。只有维护行政权力的正当性、合法性，才能确立政府自身的公信力。(湖北公务员 木须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