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对监督无回应 “公开”意义大打折扣

　　广州单晒会议费，相当于“三公”经费的近一半，花都区更是因2850万元的会议费被调侃为“星际会议”(5月11日新华网)。

　　以会议费支出总额之巨，其显然已成为“三公”经费之后的“第四公”。是以，作为全国首个主动公开会议费的地方，广州的做法值得称赞，而其备受关注也在情理之中。

　　以广州花都区2850万元的会议费预算为例，确实高得离谱，舆论质疑亦不无道理：据此数据的国家标准测算，花都区每天有200多人在开会，而按照广州市的会议费有关管理规定，以每人每天280元的最高会议费标准，花都区每天参会人数则高达407人，比国家召开的二类会议规模还要大。

　　显然，这其中暗含着各种预算不合理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今年3月中旬，广州市本级部门即已晒出“四公”预算，其中会议费单列公开；至4月中旬，广州花都区公开的2850万元的会议费预算，已经引起了舆论高度关注，有广州市政协委员连发三条微博对花都官微隔空喊话，可均未得到回应。时至今日，在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中，花都区也仅仅回复为对会议费预算编制口径理解不统一，将部分培训费列入了会议费预算中。

　　这是一个很不专业的回复，因为在《2014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会议费与培训费分属不同科目，不能混为一谈。但遗憾的是，广州花都方面从今年4月中旬到现在，对高额会议费预算既无削减，也无更具说服力的公开回应。

　　“三公”乃至“四公”经费公开的目的，不是为了公开而公开，而是公开之后便于接受社会监督。根本上讲，舆论以及代表委员的质疑，本就是一种监督形式，政府部门只有积极有效的回应，才称得上是接受了一次监督，也才能说是社会完成了一次对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督，从而使预算公开变得有意义。相反，政府部门如若只是公开一组预算数字，对各种质疑不予理睬和释疑，那么公开就成了没有多大意义的“形式主义”。(河北 燕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