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志愿服务专业化需更多政策扶持

　　一向强调“无偿”的志愿服务今后将有适当的报酬回馈。据《南方日报·惠州观察》报道，惠州市正在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将出台志愿者激励和回馈机制。对于志愿服务达到一定时数的，拟在就医、就学、就业、积分入户、商场优惠等方面提供优待，包括一年免费体检一次、中考同等分数优先录取、体育场馆费用打折等。

　　传统思维认为，志愿服务不能与利益沾边，似乎一旦与回报挂钩就影响了公益精神。但实际上，这是对志愿服务以及社会工作的一种曲解。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进行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其中一个目的就在于矫正刻板印象。正如中央文明委今年2月下发的《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所指出，国内志愿服务还处在初始阶段，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存在活动开展不够经常、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服务水平不够高等问题，惠州当然也不例外。虽然近年来涌现出诸如义务救捞溺水者的赵喜昌等先进典型，但志愿服务领域亦不乏问题。例如，全市33万注册志愿者中青少年占比超过六成，在校学生居多，参与群体单一，缺乏经费支持，专业培训有限，服务深度不够。

　　此次，惠州计划以各种形式来奖励回报志愿服务，既是对中央提出的建立志愿者嘉许、回馈制度的一种落地，更是规范志愿者队伍的现实需要以及鼓励更多人参与社会服务的必然选择。有人会认为，这可能给爱心蒙上功利色彩，使助人为乐掺杂太多商业元素。存在这样的担忧并不难理解，但并不是与钱搭上关系，志愿服务就会变得市井世俗、铜臭不堪。相反，完善的激励机制，有助于激发市民和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的热情。

　　志愿行动虽不能用金钱衡量，但也是要自愿和量力而为的。正如莎士比亚所言，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如果一味强调要求公众去奉献付出，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非但不能使人们的热情倍增，反而还容易透支爱心、加剧信任隔阂，损害其可持续性。此前各地层出不穷的“被捐款”现象引发公众的反感和焦虑，以及2011年“郭美美事件”导致红十字会系统以及官办公益慈善组织的信任危机，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爱心并非无源之水，需要涵养和培育。应该明确的是，通过记录和考评志愿服务的时间与质量，给予适度的奖励，不是要倡导商业买卖、等价交换，而是要使服务的价值得到相应尊重和认可，使奉献者享有休养生息的权利和应有的社会礼遇。政府部门通过提供一定的物质与精神上的支持和回馈，放水养鱼，保证爱心的源头活水动态平衡，才能使志愿服务更理性、更高效地投入到急需之处。而不是在特殊时日被组织动员得爱心井喷，重演类似于老人在重阳节一天被洗脚7次的戏剧一幕。

　　以激励“反哺”志愿服务，其实也可视为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另一种体现，只不过这不是以交易为前提。就如惠州推行的“法制副主任”工作，法律志愿者下乡进村进行公益性的普法调解，而政府部门提供一定的交通、通讯和误餐补贴。虽然这些象征性的回报不足以弥补其付出的劳动，但至少利人而不太损己。毕竟，提供服务也需要成本，光靠个人的一副热心肠终究不是长远之计，还须政府给予相应的便利支持以及权益保障。在这方面，应为医疗、教育、法制、社区等专业服务队伍提供更多项目经费支撑，解决其因资金匮乏导致的服务范围与力度受限以及积极性受挫问题。

　　应该说，在社会服务组成体系中，政府自身提供的公共服务、政府向社会购买的服务以及公众和社会组织的志愿服务，都是不可或缺的。随着惠州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发育滞后、民间力量跟不上的软肋势必会凸显，这需要壮大社会组织来弥补政府管理的不足。而对于志愿服务和社会工作的发展，主管部门应出台更多政策支持与引导，完善基础设施、共享平台资源、提供项目扶持，鼓励社会组织和服务机构朝专业化、市场化自主运作，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这不仅是“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型的大势所趋，也是推进公共治理和社会化服务良性循环的必由之路。

　　(周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