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族青年在北京:对暴恐深恶痛绝 期待消除隔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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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班江·赛买提2007年采访记录制作桑皮纸的老人。
(照片由本人提供)

5月24日,帕提曼·阿不力克木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
(照片由本人提供)
穆萨江·麦麦提 26岁 新疆喀什人 在北京8年 卖切糕小贩
“有人说我们的坏话,我也没办法。我靠这个(切糕)养活一家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库尔班江·赛买提 32岁 新疆和田人 在北京8年 纪录片摄像师
“我不停地在做,但有时候,一个暴恐事件,所有的努力就都归零了。”
阿利甫·亚克甫 26岁 新疆乌鲁木齐人 在北京24年 北京某贸易公司职员、微博“在北京的新疆人”运营者
“只要大家彼此尊重,增进了解,隔阂是不存在的。我们现在的问题还是因为了解不够。”
帕提曼·阿不力克木 29岁 新疆库车县人 在北京3年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
“你尽力呵护的一样东西老是被别人伤害,然后让整个群体背黑锅,让别人都怕我们,但其实大部分的维吾尔人都是善良的啊!”
古丽(化名) 47岁 新疆伊犁人 在北京11年 北京某三甲医院医生
“每当得到病人的夸赞,感觉是为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民族争了光。”
5月22日,暴力恐怖活动再次打破乌鲁木齐的平静,新疆又一次以伤痕累累的姿态,步入公众视野。
自2009年“7·5”事件后,很多人开始关注新疆,关注维吾尔族,但对这个神秘的地方,这群神秘的人,却知之甚少,揣测颇多。
他们中的很多人,走出新疆,来到内地,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成长,也在这里奉献。离开家乡的日子,有辛酸,也有欣慰;有埋怨,也有理解。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近5位维吾尔族青年,还原他们在内地的生活。
“新疆人不光是卖切糕的、打馕的、烤肉的”
一提起新疆人,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有些固有的画面:高高的鼻梁,深邃的眼睛,长而卷翘的睫毛,微卷的头发上压着一顶小花帽,或是包裹着各式头巾……因为有着独特的长相和装扮,生活在内地的维吾尔族,极易在人群中被发现。
他们也会被定义为一些特有的职业,比如,卖切糕的。
穆萨江·麦麦提就是其中的一员。一周里,穆萨江至少有3天会到国家图书馆门前来摆摊。在北京街头,穆萨江的“店铺”随人流而动。当旁人走近,他便咧开嘴,露出整齐而洁白的牙齿,热情地问一句,“老板,来一点?”
这几年,调侃切糕的段子此起彼伏,让这个行当越发难做。
“你知道网上有很多关于维吾尔族和切糕的玩笑吗?” 中国青年报记者问。
穆萨江轻笑了一下,“有人说我们的坏话,我也没办法。我靠这个养活一家人。”他指了指自己面前的切糕,“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穆萨江来自喀什,今年是他在北京的第8个年头。两个儿子,一个5岁,另一个还不满1岁。
18岁时,穆萨江来到北京,在南五环一处新疆饭馆当帮厨。“烤羊肉串,我的手艺很不错的,”他边说,边用双手比划着。
“我是个好厨师,新疆菜都会做。”穆萨江的理想和不少维吾尔族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一样,开一家自己的饭馆。但北京高昂的房租让一家人望而却步。“没钱,就只好先摆摊。”
没有生意的时候,穆萨江便和旁边的四五个同乡用维吾尔语大声地交谈。当“交谈”吸引了路人张望时,他们又异口同声地换回了那句汉语,“老板,来一点?”
穆萨江的对面,是卖馕的柯尔克大叔,留着大胡子,看上去很像动画片里的“阿凡提”。来北京两年,柯尔克还是一句汉语都不会。
“一句汉语都不会,他怎么做生意?”听到记者的疑问,穆萨江乐了。
“做生意嘛,需要什么汉语。”他冲着柯尔克伸出三个手指,“一个馕3块钱,你要几个,跟他比划就行了。”穆萨江说,也有难免产生误会的时候,自己就是他的翻译。
在很多人眼里,穆萨江和柯尔克的谋生方式就是新疆人的标签之一。一位媒体朋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她参加的一场媒体培训会上,记者们被要求面对一组描述,直接说出心目中这些人的职业。当“一位戴着民族帽的维吾尔族人”出现时,下面所有人脱口而出,“烤羊肉串的”、“卖切糕的”。
“而我们不知道的是,正有几位维吾尔族同胞坐在教室后排。老师介绍了才发现,他们有的是大学教师,有的是学者。”这位记者说,“这样的思维定势,媒体记者尚且如此,传播给整个社会的维吾尔族人形象,岂不是更片面、更刻板?”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周伟说,刻板印象通常是将这个群体中某一个类型、某个极端的情况,或个别现象放大而形成的认知,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彼此之间的不了解。
库尔班江·赛买提就想打破这种刻板印象。
“我们新疆人不光是卖切糕的、打馕的、烤肉的,这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库尔班江是一名维吾尔族摄像师,如今正在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2》,新疆部分的拍摄就有他的参与。
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库尔班江正在上海拍摄。他即将面世的书——《我从新疆来》中,将记录100位新疆各民族人的故事。
“镜头中的人物用口述的方式,讲述自己平凡却不普通的故事,对‘新疆人’这个词的异化进行着小小的抗争。” 他在微博中这样介绍。
然而,“昆明事件”的发生,打乱了他原本的计划。“暴徒”,这个新贴在新疆人身上的标签让库尔班江难受。彼时,只完成了30个人的拍摄,但库尔班江忍不住了,“不行,我必须现在就把这些内容发出来,让普通百姓真正了解新疆人,让他们知道,新疆人在各行各业作着贡献。”
就这样,医生、律师、公司高管、工程师……库尔班江用镜头记录下来的人,在他的实名微博上一个个走了出来。
做着同样事情的还有阿利甫·亚克甫,这个26岁的维吾尔族小伙儿,是微博“在北京的新疆人”的运营者。
“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希望搭建一个互帮互助、互相了解的小平台,为内地的朋友介绍新疆,也为新疆的同胞介绍北京。”
2013年6月21日,阿利甫注册了这个微博。截至今年5月25日,“在北京的新疆人”已经有14231个粉丝,发了727条微博。
“现在的粉丝是以新疆人为主,其实我希望能有更多其他省份的网友关注,因为确实有不少新疆之外的人对新疆有恐惧和隔阂,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宣传新疆的风土人情,让大家看到新疆人是热情好客、团结友爱的。”阿利甫说。
我从新疆来,跨越3000公里去追梦
很多在内地的新疆人,都是先由一串问题开始,而后才被周围的人所熟识的。
“你们出门都骑马吗?”“你们每天都要扎40个小辫子吗?”“你们的衣服都是花衣服吗?”“你们那里都是沙漠吗?”
2001年,帕提曼·阿不力克木离开新疆,到西北民族大学求学。和同学初识的日子,基本都在回答这类问题。
今年29岁的她,来自新疆库车县。父亲在库车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母亲是国家二级舞蹈演员,双胞胎哥哥是库车县公安局的一名警察。
“在库车,我们这样的家庭算是教育背景比较好的。父母都是大学生,所以他们对我和哥哥的教育理念也很不同。”
帕提曼和哥哥从小就上的是汉族学校。上世纪90年代初,维吾尔族家庭主动让孩子上汉族学校的并不多。
“你们不要觉得自己和汉族同学有什么不同,你们要和他们一样优秀”。帕提曼说,这是父亲在教育她跟哥哥时,常常挂在嘴边的话。
帕提曼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学习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一次,帕提曼和同学去一个小朋友家做作业,小主人告诉家里的大人,“马丽丽语文(汉语——记者注)考试得了第二名”。阿姨问:“那谁是第一名啊?”另一个同学说:“她,帕提曼!”说着大家都看向了她。
“那时觉得特别开心,毕竟是汉语,并不是我们所擅长的,但自己还是把它学好了”。帕提曼笑着说。
研究生毕业后,帕提曼回到新疆教育学院任教,3年后,又来到中国传媒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古丽(化名)也和帕提曼一样,曾经在新疆工作过,然后到法国留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国后,进入北京一所知名的三甲医院。
作为整个北京医疗系统里为数不多的维吾尔族医生,古丽已经习惯了早早被人熟识。
“你是外国人吗?”
“不是啊,我是新疆的,我是维吾尔族。”
“哇,那你太厉害了,你肯定是你们民族特别优秀的人。”
这样的对话,在病人与古丽之间进行过很多次。有时,病人还会冲她竖起大拇指。这让古丽感到无比自豪。“感觉是为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民族争了光。”
比起高学历的帕提曼和古丽,库尔班江出疆的路途则要曲折得多。
因为父亲生意遭遇变故。2001年,时年19岁的库尔班江刚从博州师范学院中专毕业,就挑起了养家的重担。
“我是家里的老大,我得养家糊口。”库尔班江有一个在上大学的妹妹、两个分别读高中和小学五年级的弟弟。那时候的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想赚钱。
上学的时候,库尔班江就喜欢摄影。回到家乡和田,在一所学校附近给别人拍照赚钱。此后,他又上石河子学艺,在乌鲁木齐打工,再回到和田开话吧,做玉石生意。3年多的时间,一直在辗转,直到结识了一对从北京来新疆拍纪录片的夫妇。
这对夫妇,一个是汉族,一个是蒙古族,后来成了库尔班江的干爹干娘。
2004年,父亲重新振作接手了玉石生意。一直热爱摄影的库尔班江,便跟随干爹干娘去了库尔勒的胡杨林,拍摄《森林之歌》。
这是库尔班江第一次接触纪录片。一年半的时间,片子拍完了。干爹问库尔班江,“你之后打算干吗?是继续做生意还是怎么样?”
“我想上学。” 库尔班江回答说。
2006年8月,库尔班江告别了家人,离开新疆,到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记者注)做了一名旁听生。
在学校的日子,库尔班江把全部的时间都拿来“蹭课”。
“我的汉语也不好,以前上的一直都是维吾尔族学校,读中专学汉语专业的时候,能讲的汉语也不多。”
但库尔班江很努力,听课永远坐在第一排,下课了,也不让老师走,没完没了地问问题。学校的老师、校长都知道,有一个“这么认真”的新疆小伙子。
“我不停地做笔记,老师说一句记一句,黑板上写一个抄一个。”这对于一个并不熟悉汉语的维吾尔族少年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三年,库尔班江记满了17个笔记本。本子上,满满的都是维吾尔语、拼音、汉语的“混搭”。有老师看到他的笔记,笑着说,“库尔班江,你写的这个东西,谁都看不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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