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骚扰电话太猖獗制度漏洞亟须补

刘军/漫画

　　即将过去的这一周，发生了不少有趣、引人深思或者叫人悲伤的新闻。我们撷取了其中一些故事，邀请评论员们谈谈各自的观点，给予平凡抑或非凡视角的解读……

　　企业租用残疾证？

　　北京晨报：近日，一些招聘网站上登出不少出租残疾证的信息。一些残障人士即便不到企业上班，只需“挂靠”企业，采取假工作的方式，就可以获得一定收入以及社保。而一些企业为了躲避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节省开支，也采取“假用工”的方式来招收残障人。

　　牟雪寒：残疾证本是为残疾人提供优惠政策的凭证和依据，现在却有了一项“增值业务”，摇身变成了出租对象。表面上看似残疾人与企业双双得益，其实是企业打着雇佣残疾人的幌子，以最低工资标准甚至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薪金来维持与残疾人的证件租用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歧视和压榨。由此看来，残疾证不仅没有成为保障残疾人士合法权益的凭证，从某种程度上还变成了一些企业逃避责任的“隐身衣”。这与残疾证办理的初衷背道而驰。残疾人将残疾证出租给企业，从短期来看可能暂时解决了残疾人生活困窘的局面，但他们或许会长期受阻于企业设置的特殊就业“门槛”，这无异于在本属于弱势群体的残疾人“伤口上撒盐”。

　　受贿披上慈善衣？

　　北京晨报：今年59岁的深圳市政协原副主席黄志光，被广州市中院认定受贿钱物300万余元并非法持有猎枪等7支制式枪支，被一审判定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50万元。后广州市检察院认为，黄志光曾收受一笔百万贿款后捐往寺院，该笔款项也应构成受贿，但法院未予认定，遂提出抗诉。

　　吴龙贵：做慈善究竟算不算受贿，从法律角度说答案是非常明确的，不应该有太多的自由裁量空间。以慈善为幌子，暗地里官商之间进行利益勾兑，这不仅不是慈善，而且是对慈善的玷污。如果“做慈善不算受贿”能够成立，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腐败分子拿着赃款大肆购买奢侈品，算不算拉动内需？送子女出国留学，算不算为教育事业做贡献？要不要全都免责？现实中，腐败分子的喜好五花八门，有人贪财，有人好色，有人酷爱古玩字画，有人喜欢求神拜佛，有些行为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很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和麻痹，对此，无论是监督部门还是司法机关，更应该提高警惕，严加防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腐的防线在加固，约束权力的笼子越织越紧，腐败的形式也在翻新，技巧也在升级，我们的法律和反腐意识不能滞后于时代。

　　伪造档案套补助？

　　北京晨报：破产的抚顺铝厂曾串通被下岗的厂办集体职工伪造5427份职工档案，套取财政5个亿补助，但5427名职工最终只能按照全民合同制职工标准的40%拿到安置费，以假档案套取的财政补助去向成谜。当地国资委干部承认，“造假是手段，目的是要钱”，并表示，所有申请下来的钱都用到了老百姓身上。

　　李冰洁：“出发点”竟被用来掩盖违规行为，按照这样的逻辑，其一，凡是“出发点好”，即使为单位“小集体利益”破坏法律法规和纲常制度，也不需要承担责任，甚至不应该被追究责任。就意味着只要是为了“集体利益”就可以造假套取国家资金，谁都可以打着为“集体利益”的招牌破坏制度，任何法律制度都将成为摆设。其二，只要是不揣腰包的腐败都不算问题。其三，被举报之后不承认错误，不检讨问题，反而抛出举报人“为了个人利益”的观点，一方面是想模糊是非问题界线，欺骗上级有关部门及领导，另一方面，进而想把问题和矛头引向举报人，企图误导公众。纠结的是，所套取的5亿元资金到底是不是“用到百姓身上”去了，还是一个谜，又怎能让人相信呢？再说，伪造档案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岂能漠视？

　　减肥减成妄想症？

　　北京晨报：生完孩子后为了恢复身材，24岁的小刘从3个月前开始吃减肥药，可是吃着吃着，小刘的行为开始异常了，不怎么吃饭也不饿，精神亢奋，总觉得有人要害她，最终被诊断为严重的被害妄想症……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博士牟晓冬说，小刘吃的减肥药中含有违禁成分“西布曲明”。

　　郭元鹏：减肥减成了“妄想症”，这真是悲剧。可是这悲剧的推手，则是监管部门患上了“失忆症”。早在2010年的时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停止了西布曲明制剂和原料药在我国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应该说，这种规定是对民众负责的。但问题是再好的规定、再好的制度成为摆设的时候，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监管制度，有着各种各样的生产标准，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绝不允许”，就是在这些严厉的标准面前，监管却一再丧失城池。正是因为监管部门患上了 “失忆症”，才给一个个不法减肥产品留下了忽悠民众的宽广空间。

　　骚扰电话太猖獗？

　　北京晨报：接连两天，银川市民殷先生的座机和手机上接到1000多个骚扰电话，对方还发来短信：我将骚扰你一个月，如果要想不被骚扰你看着办。他向电信部门求助，工作人员称固定电话没有开设号码屏蔽业务，即使开设，像这种不显示号码的电话也没办法。无奈之下，殷先生到派出所报案。民警称，这些不显示号码的电话，多依附于网络平台，之前也接到过这样的报警，由于网络电话的复杂性和隐蔽性以及地域所限，破案难度较大。

　　郭元鹏：电信部门虽然不能在客户电话终端屏蔽电话，但并不一定无计可施。对于骚扰电话的拦截，电信部门责无旁贷，在电信公司环节做些事情，必然是可以的，比如用更先进的技术拦截。而对于警方来说，既然已经发现这个电话是从外地打来的，怀疑是诈骗问题，就不能因为案件小而不作为。骚扰电话、骗局电话已经成了一大公害。我们就要用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当然，这不是一个地方的电信和一个地方的警察就能手到病除的，还需要引起更高关注，从规范经营的角度、从法律升级的角度、从监管到位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现象。

　　见义勇为显笼统？

　　北京晨报：去年8月10日，云浮市新兴县，年仅10岁的贵州少年崔勇浪在救落水同伴时不幸身亡。其行为被确认为属于见义勇为。近日，崔勇浪父亲崔天龙领取了广东省政府颁发的100万元抚恤奖金。这是《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在去年1月1日实行后，首例为见义勇为者颁发100万元抚恤奖金的案例。

　　汪昌莲：给见义勇为者颁发抚恤奖金，无可非议，但难解未成年人救人困境。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营造“逢险必抢”、“遇灾必救”的社会氛围，不可否认，为救人而受伤，甚至献出生命，其反映出的道德精神值得褒扬。问题是，虽然道德能够使人“从善”，是约束人们保持文明状态的无形规范，但应尽量降低人们因遵从道德而付出的“代价”。特别是未成年人，倡导他们为道德去赴汤蹈火，显然是拾起了道德却丢失了人道。社会制度的设计出台，应以人为本，注重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充满人文关怀，未成年人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法律保护和制度关怀的群体。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生命关爱，彰显值得弘扬的制度理性，这不是道德的退化，而是现代文明对于道德的“修正”，是道德的理性回归。

　　■一周聚焦

　　湖北校园劫持案

　　6月10日，湖北省潜江市浩口镇第三小学内，60岁男子张泽清潜入一间教室劫持女老师秦开美和52名学生，威胁引爆自制炸弹。秦开美主动要求做人质救出学生，镇党委副书记王林华又挺身而出替换出女老师。警方接警后迅速到场，在谈判无效且男子情绪失控即将点燃爆炸物时，开枪将其击毙。

　　在充分肯定这起校园劫持的事后妥善处置，并对其中涌现出的英雄群体表示敬佩之余，进一步从事前防范的角度全面冷静理性分析，恐怕又应当意识到，这样一起校园劫持案之所以能够发生，一个重要的客观背景正在于，当地在校园安全预防方面存在不少明显的缺憾和疏漏。

　　比如，张泽清在携带大量凶器和危险物品的情况下，竟然能畅通无阻、顺利进入校园的疏漏。虽然，当地官员强调“疑犯肯定不是从校门进入校园的”，但即便确实“不是从校门进入校园的”，张泽清能有条件有机会顺利进入校园的事实，显然仍在客观上暴露了该校在安全管理的明显疏漏甚至是“不设防”。众所周知，针对校园安全，教育部此前曾多次发文强调，“严格落实外来人员准入登记制度，防止来历不明人员进入校内”。

　　再有，对于像张泽清这样具有明显犯罪前科和犯罪能力，且曾扬言报复社会的危险分子，缺乏充分有效的事前防范的疏漏。据悉，“张泽清曾因盗窃罪、非法制造枪支及故意伤害两次被判入狱”，“早年曾当过兵，会自制枪支、火药”。而为此，当地公安部门还曾“向各中小学及幼儿园下发过通知，要求加强安保”，强调“(张泽清)扬言要报复学校、政府、法院等”。这种背景下，一起早已事先张扬的校园劫持案仍然还是发生了，除了校方之外，当地警方是否也应进一步反省自身存在防范疏漏：既然已提前知道张泽清“扬言要报复学校”，对于其非法的“自制枪支、火药”，当地警方为何未及时查处、收缴？并对其采取必要的行政强制措施？

　　“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这样的安全理念，显然不仅适用于消防，也同样适用于包括校园安全在内的一切安全领域，不能不谨慎以待。

　　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