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阅读立法”的样本意义在于创新

　　经过数月的起草、讨论，《深圳经济特区阅读促进条例》6月23日起公开征求意见。《条例》所涉及的成立市、区级全民阅读委员会，对未成年人及困难人群阅读提供帮助等条款都颇具新意。作为全国首部阅读法，《条例》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7月1日《南方都市报》)

　　自6月23日开始，《深圳经济特区阅读促进条例》在官方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这也意味着，深圳将在全国率先就全民阅读立法，其样本意义不容小视。特别是，《条例》在结合深圳实际情况基础上，参照国外先进经验进行创新，如设立市、区级全民阅读委员会，对未成年人阅读等方面进行立法强调，更具有示范和推广价值。

　　事实上，早在2013年，全民阅读立法已列入国家立法计划，江苏、广东、湖北等省以及苏州等城市也已启动此项立法。显然，深圳先行了一步。然而，针对全民阅读立法，有网友产生了误解，认为连公民阅读都立法限制，可以说是多此一举，甚至患上了“立法依赖症”。殊不知，立法目的不是限制市民阅读自由，而是重在规范和约束政府及相关机构的权责和义务。

　　同时，对于深圳《条例》中的创新条款，如创造性地为未成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的阅读量身定制保障措施，不少业内人士给予高度评价。但同时也认为，“不排除在牵涉相关利益时遇到阻力的可能”。特别是，连有的起草小组成员，也对《条例》部分创新条款能否顺利通过感到担忧。可见，人们对立法创新仍缺乏足够的信心。然而，深圳《条例》的样本意义就在于创新，如果失去了创新条款，阅读立法即使先行一步，其示范价值也大打折扣。

　　因此，深圳阅读立法中的创新之举，理应得到市民的支持和拥护，也必然会得到市民的支持和拥护。这是因为，深圳《条例》中的创新条款，主要是为未成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的阅读量身定制保障措施，这显然契合了民意。相反，创新条款却无形中给相关部门带来了管理和服务压力，这也是人们担心“创新条款能否顺利通过”的症结所在。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应勇于责任担当，摒弃利益纠葛，从关注民生、服务群众的高度考虑，主动支持和参与立法创新。(张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