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遏制“跨界污染”须深莞惠形成联动机制

　　上周，关于环境污染的议题备受关注。据《南方日报·惠州观察》报道，7月15日，惠州市节能减排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提出，要向污染全面宣战。然而，在另一边大亚湾区环保局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透露，该局近日连续查获两起从深圳跨界运入并非法倾倒污泥的违法案件，其中在某鱼塘进行非法倾倒的案件已经移交公安部门查处。

　　深莞惠“跨界污染”，尤其是惠州的博罗、惠阳、大亚湾一带成为受偷排困扰的“重灾区”。一方面，从2008年起，惠州已陆续发生8起跨界倾倒垃圾事件，污染源大多来自深圳、东莞等地；另一方面，跨界污染案件屡禁不止，却因为违法成本低微、联动执法不明确等问题，对其无法形成有效控制。

　　偷排重金属污泥，生态危害不言自明。若指望企业自身流着“道德的血液”，既不靠谱，也不可能形成示范价值。事实上，跨界污染很直接的一个动因，就是所谓的“经济理性”。比如，据报道所称，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要600元/吨，非法偷倒仅需200元/吨，只此一项便节省出大量处理成本；2008年，两名湖南籍老板将东莞垃圾转运到博罗填埋，便获利107.05万元。

　　经济成本的诱因，固然促使企业形成“非法偷倒”的观念——然而，若把强调语气放到“跨界”二字上，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还有更多现实利益的考量：由于跨界，各区域适用法规条文不一，违法成本就趋近于零；由于跨界，执法部门无法形成联动机制，因而在事实上，使偷倒污染处于监管死角。正是钻着一些制度上的空子，“跨界污染”纵使被发现，我们经常也无能为力。

　　从长远上来看，要想消解这样的种种障碍，最应该指向经济动因的调整。若垃圾处理场足够完善、日处理能力足够使用，无害化处理成本低于非法倾倒成本，那么企业自然会选择无害处理。但是，这设想中的完美图景，未必有可能会完美实现；与此可并行不悖的是，在“跨界污染”严重性、紧迫性的背景下，露头就打、专治严打必须被提上日程。

　　如何对“跨界污染”进行专治严打？关键不是一个部门说了算，甚至也不是一个地区说了算，必须有省级或市级牵头，协调各部门、各地区，协同探索、联动合作。这一点确有经验可鉴，比如2008年治理淡水河污染，就是在省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的前提下，惠深两地各有任务，不扯皮、不推诿，结果效果是立竿见影，达到“5年基本好转”实现“重生”。

　　在深莞惠一体化不断被叫响的当下，三地要实现联动机制，共同治理“跨界污染”，也应该做出反向反思。例如，在大亚湾排污的深圳企业，将按照《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等规定处罚——这透露的意思有两个：规定条例都具有地区适用性；而行政一般都遵循属地管理原则。而所谓联动，就是要纳入统一管理体系下，用统一的行政规定、统一的行政处理，将“跨界污染”纳入无死角、全方位、普遍刚性的监管范围。打破行政区划自我封闭，是深莞惠真正一体化破局的基础，更是关键。

　　然而，惠州在保护自身环境的同时，也要防止成为外来污染的洼地。无论是人为的运输偷排，还是具有流动性的空气污染、水污染都告诫我们，一个接下来的重点任务是，要充分采取措施，加强环境监管，从深莞惠一体化的角度，与其他地区有关部门建立环保执法联动机制，共同强化执法和管理。要向污染全面宣战，不能“各人自扫门前雪”，而要联手重拳出击。在这方面，显然还任重道远。

　　(王庆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