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见义勇为有“能力视角”是一种进步

　　安徽省广德县返乡大学生李本超为救两名落水儿童不幸牺牲，当地政府已决定为其申报“安徽好人”荣誉称号。尽管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获得社会赞誉，但他根本不会游泳却贸然施救的行为，也引发公众讨论。(7月22日《京华时报》)

　　从“一边倒”到“七嘴八舌”，对见义勇为的不同态度，见证着社会治理观念的转变。以前，我们对见义勇为等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通常采取社会动员的方式，将人们看成一个同质性整体，简单强调见义勇为的主观意愿，却忽视人们在年龄、身体状况、救助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这不仅造成代价过高的道德规范缺乏实用价值，也会带来一些意外伤害事件。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现代社会，对见义勇为的倡导，既注重对行动者的差异性、个性化选择，也注重对见义勇为的选择性激励。就此而言，李本超的遭遇，浓缩着社会变迁的集成影像，应当看作是一种理性回归，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见义勇为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技术问题。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之外的主动的社会责任担当，见义勇为不仅要求行动者对他人的遭遇有着敏感的反应能力、当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也要求行动者具备充足的体力、丰富的救助经验和专业的救助技能。对于不会游泳的李本超来说，救助落水儿童显然超出了他的行为能力。

　　一个成熟的社会，既需要激励那些有行为能力的人们挺身而出，也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避免让人们承担他们并不胜任的事情，尤其是要避免他们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见义智为”也好，“见义巧为”也罢，其初衷都是控制见义勇为的安全风险，缩减利他行为的成本，引导人们“有所为有所不为”。

　　走出“道德绑架”的思维误区，不再“一刀切”，不再强人所难，而是根据见义勇为的客观实际来进行引导，说到底是人文关怀的提振。对人们见义勇为的行为能力进行差异性区分，倡导人们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去救人，在本质上是对爱与善的力量进行前瞻性保护。

　　在生命列车的旅途中，尊重生命、敬畏生命，首先要从珍惜生命开始。从这个角度上说，将“能力视角”融入见义勇为是价值排序的进步——见义勇为固然值得肯定，却不鼓励人们贸然牺牲生命的“挺身而出”。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