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纪委无须充当“道德法官”

　　限制公民的权利，包括限制公职人员，至少应当有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作为依据。但是，蒲江县的这个规定，却找不到相关依据。而且，这样的规定也无助于反腐。

　　根据蒲江县的文件规定，公职人员婚丧喜庆不准邀请管理、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的单位或个人。因此，来参加的人，都是公职人员的亲属，以及跟公职人员行使职权无关的朋友。如果说，收受与公职人员管理、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的单位或个人的礼金，可能影响其公正行使职务，那么，收受公职人员的亲属和行使职权无关朋友的礼金，则属于正常的“礼尚往来”和人情交往，礼金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跟腐败无关，规定这样的措施何益呢？

　　当然，有人辩解说，这样的规定有助于移风易俗，帮助年轻人减轻负担。如今，礼金重导致年轻人不堪重负是一个问题，纪委帮助移风易俗出发点也是好的。但是，这种移风易俗要通过宣传和倡导来进行，不宜用强制手段来推行，纪委不宜做“道德法庭”的法官。一来，一些长辈愿意给晚辈多包点礼金也是正常的，限制反而让他们反感；二来，靠强制来推行道德，人们总会想方设法钻空子来违反道德。

　　再说了，这样的规定能否得到有力执行也要打上一个问号。每个人的收入都不一样，各个单位的月工资收入水平也不一致，他们的月收入10%又如何计算？如果随礼超过月收入10%的公职人员不被发现，纪委有无力量一笔一笔进行核查？这些都是一些现实问题，如果这样的规定没有可操作性，仅仅摆在桌面上沦为笑谈，那还不如不制定。

　　制定防范腐败的措施，关键要规范权力的运作，加强权力之间的制衡，加强群众和舆论的监督。当然，纪委规范干部八小时之外的行为以及婚丧喜庆的行为也有必要，但要具有针对性并且确实可行。搞花拳绣腿的反腐措施，只能赚取些吆喝，不要也罢。 (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