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为海上丝路贡献了什么？大港也曾几番沉浮

　　广州的午后，天气闷得出奇，估摸着随时都可能会有一场暴雨，阿俊拖着小货车在十三行路上健步如飞，这个穿着拖鞋和短裤的少年光着膀子，与西方油画中十三行时期的码头劳力们出奇神似。

　　行走在这条古街之上，记者不禁慨叹，经过两场大火后，当年十三行鳞次栉比的洋行与商馆早已灰飞烟灭，如今这里林立的服装大厦已完全没有了历史的记忆。

　　不过，在老广眼中，十三行乃至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记忆已经深深地沉淀在了每个广东人的血液里。真正支撑着广东特别是广州成为千年不衰商埠的决定性基因不是政策，不是区位，而是无数如阿俊般奋力闯世界的打拼者，是南粤儿女努力开拓、开放包容的商业精神。

　　创国际社区促“华洋融合”

　　拐进黄埔古村的大牌坊，记者足足走了20分钟还没绕完整个村子，沿途古巷宽阔，村子呈平面网格布局，错落有致。

　　“老村更大，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当地老者向记者表示，清代的黄埔村繁盛一时，村中大道上华洋杂处，俨然是一座“国际社区”。如今，虽不复当年盛况，但旁边的一座座宗祠却依然留住了点滴余味，供人神往这座老村当年的辉煌。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清廷规定“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后《防范外夷规条》又得乾隆批准，粤海关自此成为了清政府批准的能与各国外商通商的唯一口岸，“一口通商”时期自此开启。

　　广东十三行众行商们的努力在这一背景下不断放大，催生了广州对外贸易的盛放年代。广东经济也在那时得到空前发展，经济成就一举超越过去2000多年。

　　“当时有句话，‘银钱堆满十三行’，是何等盛景。1820年时，十三行商人伍秉宪资产达2600万银两，堪称世界首富，这笔资材在当时相当于50亿美金。”中国外贸史专家、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黄启臣翻开厚厚的资料，向记者讲解道，“一口通商”固然是广东外贸在当时井喷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十三行行商们的努力也同样功不可没。

　　更难能可贵的是，十三行行商还为后世留下了促进中西方交流的佳话，这也促使广东成为了多文明交融的胜地。黄老先生笑称，大家如果合理想象一下，就能描绘出当时广东街头的一幅华洋交融的盛景。大街上时而走过一个个身着洋装、脚蹬皮鞋的华商，他们戴着眼镜，手持拐杖，挽着身着洋装的妻女。而在洋行会所中，西洋音乐缭绕，中西商人一面享受西式下午茶，一面谈生意。“康熙皇帝本人就很喜欢西方文化，他不仅自己服用西药治疗心脏病，还请西方传教士教儿子音乐，而这方面的人才和技术都是通过十三行引入的。”

　　其实，广州这番中西交融的盛景在历史上早已有之。盛唐之际，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广州就汇聚了各路外国商人。行走在今日广州市的越秀区光塔路一带，记者还时而能从老街坊的口中探听到这里蕃坊林立的历史。

　　坊内阿拉伯人、印度人、南洋人各自为治，各种生活传统交流并包，传承不歇。对此，宋人朱彧在《萍州可谈》一书中就进行了记载，虽然政权更迭，宋代仍因袭唐制，广州蕃坊的“国际化”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从这一阶段开始，中西方生活方式、宗教文化等的汇流也日渐加速。从消费香料习惯的传入到南海神庙“祈风”习俗的融合，处处透露出了这一趋势。

　　黄启臣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意义巨大，但它在中西方社会交流、乃至文明融合中所起的作用却更是不容忽视。

　　与东南亚交往源远流长

　　粤海关前，数位负责“丈量船只”的海关官员根据外商货船的长宽尺寸划分等级，再由身边的同僚完成“计核船钞”。随后，中国官员们为外商们“飨以牛酒”，以示“怀远柔夷”。广州海关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为记者讲解了眼前这幅当年粤海关验船的场景。

　　在他看来，浓重的商业精神成为广东数千年一直充满活力的关键。特别是我国与东南亚地区间保持了几个世纪的“和平贸易”，在中外历史上都被传为佳话，广东这一门户港所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

　　“好多人话(说)十三行是闭关锁国的产物，我唔(不)信。”清代十三行天宝行的后人梁承邺老人每每谈到人们对广东十三行的“误解”都颇为不满，在与记者交谈的过程中，他的情绪时而有些激动，“其实当时的政策针对的是欧美等西洋商人与我国的贸易，但对东洋、南洋商人完全没有限制！”

　　实际上，史家此前也已有充足记录支持梁老的观点，清代关闭三海关，只是针对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而中国与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国的交易并未受到管制。同时代，中国商人主动出海与东南亚诸国的贸易更是繁盛。时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前后，我国驶往东南亚的帆船多达295艘。

　　而从历史上来看，我国与东南亚诸国间的贸易源远流长，其中又以广东地区与该地区间的交往历史最为悠久。距今5000年到3000年时，在广东东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上，就形成了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广东与东南亚诸岛间的贸易初步成型。

　　时至两汉，随着中国版图向南扩展，政府对与周边各国的贸易倍加重视，在今徐闻“置左右侯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

　　唐宋时期，我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更是飞速发展。自中唐起，我国的棉布、瓷器、桂皮等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东南亚，而当地的燕窝、苏木、番银等物品也通过广州、厦门等地运入中国。无形中，海上丝绸之路将东南亚的经济活动组织了起来，推动了区域经济布局的形成，而始终面向南洋市场的广州也成了中国与该区域贸易的中心。

　　即使到了清朝，中国与南洋间的贸易也未曾受到影响，两地间上千年的“和平互利”交往史也因此被传为佳话。

　　大港也曾几番沉浮

　　行走在广东省博物馆中，就仿佛走入了岭南文化的悠长历史，而这其中有大量展品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广东历史文化陈列”的第二篇“扬帆世界”更是着重介绍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满载瓷器的广船，精美绝伦的广彩、广雕及风靡一时的外销画，每一处都在述说着广东的开放与包容。

　　“我不认为广东或广州就是唯一的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但广东特别是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过程中的地位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广州港口的发展持续了2000余年，历久不衰，这就是在全世界的港口中也是比较少见的。”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教授赵春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格外肯定地表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延续性”。

　　许多人谈到海上丝绸之路都会援引《汉书·地理志》中的记载，回望汉武遣船自徐闻、合浦出航的历史。但其实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广东就有居民出海的记载。

　　时至盛唐，广州更一跃成为岭南最大中心城市和全国外贸中心。唐政府更直接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院)，初步建立了国家垂直领导、集中管理、垄断经营的全新机制，成为后世继承和借鉴的经营制度。

　　而尤能说明广州对外贸易经久不衰的并非是顺境时的荣耀，而是在竞争中的雄起。“人们通常认为元代广东的广州海外贸易不及附近的泉州，实际上在元后半段，广州已逐渐赶超了泉州。”黄启臣专门对这方面进行了研究。

　　元初，广州海外贸易受战争重创。但在元二十三年，广州就重新设置了转运市舶提举司，三司(广州、泉州、明州)并立的格局再度重现，泉州一家独大的地位已开始动摇。

　　到了元朝后期，随着外贸官办色彩淡化，普通商人恢复了在外贸中主导地位，同期的泉州却饱受倭患所扰，广州开始加速复兴。“元代的船只相当依赖风力，外商开船来华，到达广州的时间比其他港口早。而返程时，如从广州出发，又可较晚回航。这无形中减少了错失风期的危险，也延长了贸易时间。”黄启臣认为，除地理位置外，广州开放宽松的商业氛围也是外商青睐广州的重要原因，“元政府一放松干预，就有越来越多的外商选择广州作为出海港和回帆地，广州港口的地位也迅速回升，并在元末再次成为了中国对外贸易第一港。”

　　物证

　　蕃坊

　　蕃坊，顾名思义，是“蕃人”聚居之处。唐宋时期，“蕃商”、“蕃客”的阿拉伯(大食)、波斯商贾到广州经商小住，聚居之处由此得名。据考证，蕃坊雏形出现在9世纪，在唐朝开元之前就已出现，位于当时广州城区的西郊，约在今天广州市越秀区的光塔路一带。

　　岳飞家人遭流放岭南后，其孙岳珂曾小住广州，后来在《桯史》中对蕃坊的景象描写道，“一蒲姓首富，居所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层楼杰观，晃荡绵亘，富甲一时。”上图即为广州镇海楼博物馆展示的“蒲氏家族墓碑”。

　　左垣家塾

　　走进黄埔村，沿着湾区的街巷，来到荣西里口，一连三座两进的古老大宅气势宏伟，门上方横书“左垣家塾”几个蓝色大字，虽然历经百年依然赫然在目。这里便是清代广州十三行之天宝行行商梁经国的故居，现存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所建的珍贵历史遗址。十三行在一场大火和后来的战乱摧残下已经无迹可寻，倒是与十三行相距甚远的黄埔村荣西里梁家老宅，在时代的变迁中保存下了那个年代的“吉光片羽”。

　　访古思今

　　转型路口逆势而上

　　再写海丝发展神话

　　时代在变，但在风起云涌的国际贸易市场上，永无止境的竞争是永远不会变的。经过了千年的奋斗与打拼，广东这座不衰大港仍然要在不断自我提升中争取着生存的空间。

　　在如今这条新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我们再没有此前朝贡贸易时万邦来朝的荣光，取而代之的是与沿线各国亦争亦合的博弈。

　　眼看东南亚各国已沿着我们外贸崛起的路径奋起直追，欧洲列强仍借力产业升级的先机保持优势，广东乃至全国的外贸发展面临着一个艰苦的转型期，对此不少人忧心忡忡。

　　然而，我们再次翻阅千年历史时，就会发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留给广东最珍贵的遗产却恰是逆境中敢于“闯世界”的那股韧性。多口相竞，广东凭着更加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夺得了“一口通商”的地位；百废待举，广东又乘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春风成就了“外贸窗口”的复兴。

　　如今，我们面对全球一体化的资源配置格局，也完全有机遇在转型的十字路口逆势而上，再次闯出一片天地，书写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另一段神话。

　　口述

　　“人们对十三行的误解太多了”

　　口述人：梁庆昌，黄埔村梁氏第18代后人

　　“刚刚送走了几个人，都是从海外过来的，说是要到这里来寻根。”梁庆昌翻动着眼前厚厚的族谱向记者介绍着梁氏一脉的历史。在这位梁氏的第18代后人看来，想要传承下历史，绝不能仅仅满足于保护好眼前的祠堂，更重要的还是寻找到那份割不断的血脉和其中流淌的精神。

　　午后的黄埔古村中，恬淡非常，梁庆昌和记者漫步街头，不停介绍着每一座建筑物的掌故。看着村头豆腐花摊档上挂着的“古法豆腐花”的招牌，他笑了，“如果唤不回人们对那段历史的回忆，那么此间的古物也只能沦为以资商用的活招牌。”

　　“人们对十三行的误解太多了，对广州的那段历史也误会太多了，好多人都话十三行是凭政策做事，是投机倒把的奸人，这真是太看低他们个人的努力了。”梁庆昌表示十三行行商大多起家不易，充满了南粤的商业社会中“闯世界”的精神，这份“威水史”里浸透了他们的汗水。

　　在这位当年广东十三行天宝行的后人眼中，先祖们筚路蓝缕的创业史远比家业兴盛时的故事更值得与他人咀嚼，正如他此前所说，天宝行的创始人梁经国就是不折不扣“白手起家”的。父亲早逝的梁经国自小就帮助母亲卖菜养家，还要回来帮助纺织，到了18岁才经人介绍以进入冯氏洋行做伙计。

　　“刚进去什么都要做，伙计的日子是很辛苦的。而让梁经国得以出人头地的不是精明而是诚信。有一次老板冯氏出外做生意，一去十多年，回来的时候，梁经国一分一厘地向老板交代账目，分毫不差，老板完全被他的诚信所感动，决定好好栽培这个年轻人。”梁庆昌稍稍顿了顿，“梁经国直到1808年才创立了天宝行，当时已接近50岁了。”

　　而更让梁庆昌强调的是，这批商人已脱胎于封建时代的传统商人，他们的商业理念与契约精神在旧时代最为接近现代商业社会。

　　对此，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教授赵春晨也认为当年清廷在广州推行“一口通商”有着多重考量，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单纯是政治考量。“清初，浙、闽、江、粤四地海关都是开放的，也经历了一段自由竞争的时期，结果，粤海关的贸易额节节攀升，体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超过了其他三家。试想一下，如果广州的国际贸易发展不好，那么只开放这一个口岸，肯定会给清廷带来财政和政治上的双重压力，所以说当年广州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也为其夺下‘一口通商’的地位做出了贡献。”可以说，正是有了这批精于洋务的十三行行商的努力，中国的对外贸易才创下了历代的高峰，无论从对外交往国家的数量上、还是对外贸易商品的种类和贸易额上，都达到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程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