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公务员：愿官员“英年早辞”成为社会进步

　　近日，刚升任深圳大鹏新区党工委书记才一年零3个月的深圳“70后”正局级女干部刘燕，向深圳市委组织部提出辞职，已交接完相关工作离开大鹏新区。据称刘燕提出辞职是因为家庭及身体原因。（见8月10日《南方都市报》）

　　曾创深圳官场多项纪录的官场希望之星刘燕，此前给人们的印象是提拔较快，职位变动较为频繁。显然，真正进入公众视野且最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却不是此前的升职，而是这次的辞职之举。

　　官员辞职总像是惊世骇俗之举，难免会引发人们无限遐想。不过我认为，需要用平常的心态来看待。年轻官员“英年早辞”，与过去常见的官员因为年龄、能力或者犯了错误而辞掉相关职务不同，这纯粹是一种裸辞，不只可能与此前的工作业绩、政声好孬毫无关联，而且更意味着彻底告别体制，工资、待遇、职级什么的统统都不要了。

　　事实上，刘燕辞官并非孤例。上个月温州市平阳县原副县长38岁的周慧也实现了“英年早辞”。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周慧离开官场，所提出的理由比之刘燕更为清晰和透彻，也更少误解和议论纷纷。比如其家族资产丰厚，亲友多在海外，个人有出国经商的条件和意愿；比如官场生活比较僵化，个人为追求自由而辞官等等。

　　尽管如此，两人辞官还是有很多共同点，都是正值年轻有为的年龄，都是裸辞，都是来自经济相对发达、思想更为开放的地区，或许又意味着“英年早辞”不是或者不仅仅意味着官场压力，而且更是有一种来自体制外的吸引力？

　　公务员本也是一种职业，与其他360行一样，人们也有职业转型的选择自由。为什么其他行当中，一些人辞职跳槽会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在公务员岗位，却成为一件备受全社会关注的奇怪的事情呢？人们不是说公务员队伍太臃肿纳税人负担重么？我们的社会不是提倡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么？一味唱衰“英年早辞”，会不会堵上了公务员本来就不够畅通的出口呢？笔者希望，官员“英年早辞”，成为一种社会进步、职业平等的正常社会生态。

　　□ 严辉文 （武汉 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