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发明家局长”：腐败形式的拙劣创新

　　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与武长顺有关的两处房产被查抄，共拉走了12辆皮卡车的物品。据天津纪检官员透露，武长顺落马或涉及利用其多项专利在天津智能交通建设及与交通相关的领域中牟取不当利益。（8月11日《新京报》）

　　曾经的“学者型官员”光环，在落马后被证明不过是腐败的一种掩体和注脚——官员身上的反差之巨或莫过于此。但在分析这样的剧情反转时，如果仍沿用其“学者型官员”的包装思路，并试图分析发明家官员如何与权力清廉自洽，则实在又陷入一种既有的思维窠臼。当更多的信息被披露，所谓的“专利局长”，已经愈发被证明，无论是光环的获得，抑或是借发明专利牟取不当利益，彻头彻尾与“发明”无关，不过是权力失范的旧把戏。

　　武长顺的35项专利中，除了4项专利为其单独发明外，其他31项，均为多人共同发明，武为领衔发明人。更蹊跷的是，与武长顺一起发明专利的人员，几乎均为公安局科技管理处、交管局设施处等领域技术人员或领导。就此而言，武长顺究竟有多大的发明能力，是否真如媒体所宣传的是“专家局长”，就该打上一个大问号。甚至将之视为专家型官员的落马样本，都未免存在失真。

　　退一步讲，当现实中门槛颇高的专利申请，在一名局长这里变得“唾手可得”，无论如何，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如果说通过专利在其分管领域变现，乃是其在该领域的绝对权力所致，那么，当专利申请变得如此容易，只能说在专利申请的制度设计上同样为权力之手开辟了“后门”，或难逃某种不可抗拒的权力的侵害。在某种程度上，当一名局长能够成为专利上的“常青树”，它未尝不是权力对于创造发明空间与资源的一种挤压，所谓权力通吃由此展现无遗。

　　官员习惯性以学者的形象示人，案例并不少。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契合了长期以来社会对于官员完美形象的期待，也间接推动了官员的这种形象包装。但就绝大部分而言，它不过是官员谋求权力变现的一种“发明创造”而已。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如王立军、武长顺，其发明专利几乎无一例外地应用到所直接分管的公安与交通领域，足见其中的牟利目的。可以说，所谓的“发明家官员”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形象伪造，在根本上仍是腐败形式上的一种拙劣创新而已。

　　这种美其名曰的“专利发明”，貌似较之一般的受贿更儒雅、隐蔽，但仔细分析，吃相同样过于难看：身为局长，其专利发明直接大面积应用于自己所直接分管的领域，如此赤裸裸的关联利益，如果说当地民众缺乏了解，难道该部门或地方官场内部真的毫不知情吗？当官员可以毫不避嫌地，以这样几近公开化的方式去谋求变现，只能说权力被异化并导致的权力耻感丧失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从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多笔受贿均与参评院士“需要花钱”有关，到王立军与武长顺“专利局长”的落马，只不过再次证明，当权力不受约束，任何能够变现的方式都可在“连横纵合”中实现最大化。当这样的官员不断从神坛倒下，只能说那种试图打造完美型官员的思维与做法正在破产。这样的虚假形象被不断破除，既让社会的警惕意识提高，也进一步打消某些官员的“暗度陈仓”之念。只是，当权力不受约束，变现之道又何止“专利”一种？（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