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第一代农民工:自称耽误孩子 要让孙子不再留守

　　9月1日，全国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57岁老汉冯先旭和妻子在长沙的工地上接到了孙子从老家四川南充打来的电话，小孙子冯翰林在电话里向爷爷汇报了新学期的打算。这样的汇报，冯先旭在电话里已经听了两年。

　　冯先旭是我国第一代农民工，今年已经57岁，2012年中秋节过后，在家已经待了24年的冯先旭决定和妻子再次一起外出打工。

　　冯先旭的儿子冯敏，是标准意义上的农二代，面对这个决定感到心酸而无奈。此前的2009年，冯敏辞去了广州一家外贸公司采购负责人的工作，回到老家，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面包店，但收入难以供养老小。

　　两代农民工，一个选择告别老家悠闲的老年生活，另一个则放弃了外地原本待遇优厚的工作，只为了让第三代告别留守的命运，不再重蹈他们的覆辙。

　　农一代：

　　“这一生我做错了一件事，就是耽误了孩子”

　　上世纪70年代，由于家庭成分等原因，18岁的冯先旭上不了学，也不会种地。恰逢我国改革开放，冯先旭毫不犹豫地选择外出打工。接下来的10年，冯先旭带着一帮年轻人跑遍了安徽、上海、江苏、福建等地。

　　1981年，冯先旭的儿子冯敏出生，成为我国最早一批留守儿童。由于冯先旭妻子的身体不好，冯敏常常跟着他奶奶，在农村的大院子里，由各家亲戚一起帮着照顾看管。

　　尽管不在孩子身边，但冯先旭却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打定主意要把儿子供进大学。“我父亲是地主，我该读书的时候没读成，吃了太多亏，不能让孩子和我一样。”外出打工后，冯先旭对知识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力气我有的是，也不怕吃苦，但是图纸我看不懂，字母也不认识。多少好机会，就是因为没文化，白白错失了。”

　　冯敏念完小学后，冯先旭便把他送进县城的中学里，希望他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在外打工的冯先旭收入还算丰厚，给儿子的零花钱一点也不吝啬，“就是想着吃的穿的别亏着他，别让他羡慕学校里其他小孩。”

　　1988年，冯先旭的妻子病重去世，冯先旭不得不回老家照顾冯敏，但重新拉近距离，对父子俩而言都有些迟了。回到老家后，冯先旭在县城里开了一家照相馆，并为冯敏找了位“新妈妈”。由于忙生意，冯先旭对儿子的照顾仍然没有增加，冯敏的生活更多由“新妈妈”打理。而且他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儿子的疏远，“平常也就一个月见一次，见面了我也管不住他”。面对越来越难以管教的冯敏，冯先旭甚至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高中毕业后，冯敏走上了与父亲一样的打工道路，冯先旭“把儿子供进大学”的愿望彻底落空了。“这一生我做错了一件事，就是耽误了孩子。”

　　农二代：

　　“辞职回家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一次选择”

　　在冯敏心里，留守的经历永远也无法忘记。“六七岁的时候，爸爸在南京打工，每次听见远处有长途客车的声音，妈妈就会背起我跑到路边等。车一停，我就冲车里喊‘爸爸，爸爸！’但里边根本没有爸爸。”回忆起当初的孤独和失落，冯敏至今仍然难以释怀，“别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弥补父爱。”

　　2006年，冯敏拥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固执地拒绝了父母替他们带孩子的要求，“在花钱上，爷爷奶奶也不会亏待孩子。但除此之外，他们也给予不了孩子更多东西。爷爷奶奶心疼孙子，但疼不到点子上。”对留守经历有着刻骨铭心感受的冯敏相信，只有父母，才能给孩子的思想、性格、习惯的养成带来帮助。

　　冯敏决心要让孩子永远告别留守儿童的身份。2008年，冯敏把儿子冯翰林接到广州，但很快他开始意识到，即使不在农村留守，儿子在广州的随迁生活也将面临种种困难。“上幼儿园，贵一点也无所谓，但是之后上小学、中学怎么办？”迫于经济压力和为孩子长远考虑，冯敏辞去了广州的工作，带着妻儿和微薄的打工积蓄回到老家。

　　冯敏觉得，辞职回家是他这辈子最正确的一次选择。儿子上小学后，冯敏第一次去学校参加家长会。“虽然是在县城里，但留守儿童也有将近一半，看见他们就像看见过去的自己，家长会上，来的全是爷爷奶奶。”冯敏有些难受，但也更笃定自己的选择。

　　儿子现在在班里成绩拔尖，还是副班长，这让冯敏十分欣慰。“在外面挣再多钱，如果孩子耽误了，我这辈子都会后悔。”冯敏说，现在自己干，挣的也不比打工少，“就是压力大一些，但孩子将来有出息了，现在苦点累点都没关系。”

　　农三代：

　　告别留守儿童身份的代价

　　目前，我国的留守儿童数量已经超过6000万人。多数留守儿童在老家由祖辈照顾，父母监护教育的缺失使得“隔代教育”问题在留守儿童身上最为突出。

　　由于过早脱离了父母的关爱和教育，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和心理都更多依赖自身的调节适应，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产生了厌学、逃学、辍学现象。有统计显示，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及初中教育的在学率都低于正常家庭儿童；一些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监管和教育，更容易受到伤害，同时行为也出现偏差。

　　冯先旭的孙子，即冯敏的儿子，幸运地告别了留守儿童的身份，但代价也是巨大的。冯敏和妻子除了抚养孩子外，还要供养四个老人，“我的父母、岳父岳母都是农村人，经济压力确实很大。不得已，我父亲一把年纪了还要出去打工，我也很心酸，但自己能力有限，只能顾到一边。”

　　冯先旭体恤儿子的难处，也知道儿子的心理负担。“打电话回家，只敢‘报喜不报忧’。”为了照顾年事渐高的老伴，冯先旭的妻子也来到了工地，在食堂里打杂。

　　在冯先旭的工地宿舍里，墙上贴满了一家人的照片。外出打工与辞职回家，这在农一代和农二代无奈的选择中似乎蕴含着各自的不幸，但幸福对他们而言是一样的。也许第三代小家伙对留守的告别并不仅仅是结果，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本报记者 北梦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