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遮羞墙”：遮住不为 剥夺居民做梦权利

　　4年前，为了广州亚运会的门面装点，广州大学城的4个保留村外建起了6米高的铁皮墙，当时被媒体戏称“遮羞墙”，没想到4年后的今天，铁皮墙虽被剪得七零八落，但依然像边界线一样标识着这个地方的城中村地位。

　　奇特之处就在于，一个临时管理行为化作了简单粗暴的长治方式，且被官方认为“有利治安”。4年里，被圈围起来的这群人，也连同这块地域的脏乱差一起集体躲匿在高墙背后，十分省心省事。而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一项尚未提上日程安排的店铺整顿工作，而且不统一完成并装饰一新，意味着村民将继续生活在高墙内。

　　其实，类似的遮羞墙早就悄然变身为一些地方政府的治理“神器”，无论是为了满足市政建设需要，还是为了应付上级领导检查，迅速建成的高墙都可以起到“哪里不美，堵哪里”的功能，将一切与城市整齐划一的违和部分划清界限，试图摒弃，也让政府工作化繁为简，甚至可以偷工减料。当然，如此一来，驻扎在隔离地带的人群自然就成为脏乱差的“罪魁祸首”。

　　诚然，中心城区附近的棚户区、城中村，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无法媲美高端奢华的高楼大厦，但其物美价廉的低端消费却为区内居民和外来打拼人口带来不小的实惠。这群人往往生活在城市最为边缘的地带，但却为城市建设提供不可或缺的服务。高墙可以遮住他们的生活处境，却无法湮没他们对于城市的投入和贡献。

　　用高墙遮羞，将棚户区和城中村视作城市的败笔和羞耻对象，将这群生活在其中的居民隔离开来，或者用更为强硬的方式将其拆除，把居民驱赶出中心地带的做法，根本不可取，也容易激发社会矛盾。城市的建设是为了让生活于其中的人感受到美好，而不是竖立一些高墙遮住自己的不为，剥夺掉一部分人做梦的权利。

　　既然城市化已成为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方式，这即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工作将跃入公众视野，如何巧妙地处理，彰显的就是政府的执政水平。而让棚户区和城中村的居民成功融入到现代都市生活，保证这群人的生存权，则是政府分内的事。

　　□ 本报评论员 莫梓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