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教科书风波催生寻找和保留南京大屠杀“人证”

　　中新网南京12月12日电 (记者 申冉)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确立是有坚实的历史资料基础的。而寻找和保留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证言、影像文字资料的工作 ，始于32年前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引起的风波。

　　1949年之后的第一次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普查，是在1982年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之后，南京市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领导小组，当年50岁的段月萍成为小组成员之一，主要负责史料资料的收集。1984年，她主持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幸存者普查工作。

　　“当时正在建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下文简称江东门纪念馆)，时任南京市长的张耀华对我们说，纪念馆建的再好不能没有资料。”后来成为纪念馆副馆长的段月萍回忆，自此，除了到各地、各个档案馆收集资料，自己就开始准备一次全市范围的幸存者普查。

　　“由于是第一次，都没有经验，我们自己设计了登记表格，以亲身受害、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为取舍标准，经过层层筛查，查出了1756名亲历者，确定了1200多名幸存者。”段月萍告诉记者，也正是这次普查，唐广普、刘永新、李秀英、夏淑琴等一批重要历史见证人被发现。

　　从这次普查开始，幸存者的口述证言被发现大部分与档案资料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成为这段历史最真实的人证和物证。这项工作在1991年又进行过一次。

　　朱成山成为江东门纪念馆的馆长后，非常重视这个工作，1997年组织了大规模的调查工作。“当时约有14700余人参与了调查收集幸存者证言的工作。其中大部分是中小学生，乃至于日本的中小学生，他们在当年的夏天参加了这个名为‘留下历史的见证夏令营’活动。并且也是第一次让公证员跟着一次参与了证词收集工作。”

　　这次全城大搜索，寻找到约2630名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找到有价值的物证约20份。其中有39位大屠杀幸存者证言证物公证卷宗完成后就被存放进档案室。

　　到了1999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发现幸存者的调查力度和专业程度远远赶不上“时间”的脚步，他担忧，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年龄愈大，“过段时间可能就找不到这些老人了。”

　　张连红开始征集本校和外校的大学生、志愿者参加幸存者生存状况问卷调查工作，从2004年、05年、06年连续进行了三年，寻访了2000多名幸存者，整理出版了3大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调查手册。

　　“我们的调查就是走近每一个幸存者，告诉人们他们不仅仅是一串数字，他们有名有姓、有男有女、有老又少，都有一段平凡的故事，这段史实给他们带来的，是长期的、真实的、无法疏解的个体创伤。”张连红最后说，“当这些幸存者站出来作为人证指认日军暴行时，应该有人来关心他们的生存现状。只有尊重每一个个体的人，尊重每一个生命的生存权利，才能够让这段国家记忆变成世界记忆，受到世界的关注和尊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