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求情公函”是以权压法

　　审判权由法院独立行使，任何组织、个人都无权干涉，这是《宪法》明确赋予法院的权力，任何人都无权僭越

　　最近，西安出了一件蹊跷案。中陕核工业集团公司是一家正厅级的省属大型国有企业，该公司基建办工作人员张某某等四人，因收受承包单位的贿赂，而被起诉至西安碑林区法院。在审理期间，法院竟然收到了《中陕核工业集团公司关于我公司张某某、冯某某、侯某、张某涉嫌受贿一案处理意见的函》。公函中称：四人对各自所犯下的罪行均供认不讳，能够积极退赃，认罪态度较好，“经我公司研究，建议给予该四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希望法院“予以从轻减轻处理”。

　　本来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只能依据证据来定罪判刑。而在公诉案件中，证据要么由公诉方提供，要么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供，要么由法院依职权主动查明，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渠道。那么，这么一份由被告人单位提供的“求情公函”，算哪种证据？法院郑重其事地将之归入案卷，作为判决“酌情考虑”的依据，其法律依据何在？如果这份公函作为四名被告人的“品行证据”，那也应该由辩护人呈交法庭，并在法庭上经过公开的举证质证程序，才能决定最终是否被采信，而作为被告人单位的国企是不能直接向法院“建议轻判”的。

　　审判权由法院独立行使，任何组织、个人都无权干涉，这是《宪法》明确赋予法院的权力，任何人都无权僭越。然而在现实中，常常会出现一些“以权代法”的现象，领导干部直接插手司法判决，用红头文件否定司法判决的事，也屡屡被曝光，这是司法公信不彰的直接表现。这次作为厅级国企的中陕核公司发出“求情公函”，无非是一次言辞还算客气的以权压法、以权代法罢了。

　　虽然，中陕核公司的“行政品秩”高于碑林区法院，但并不是法院的直接上级，甚至连起码的行政关联关系也没有。但是中陕核公司发出“求情公函”，碑林区法院还是“不好拒绝”，并且做了“酌情考虑”，可见个别法院在面对权力干涉、以权压法时，没能牢牢守住阵地。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不少创新手段以保障司法独立。其中之一就是“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之前就有领导对具体个案的批示，是否应进入案卷的争议。现在明确了，领导干部插手个案，就必须有记录，事后还有通报、追责机制，这才能杜绝权力对于司法的“无痕干涉”。

　　那么，中陕核集团以公函的形式干涉司法判决，相应的通报、追责能否及时启动呢？依法治国的路线图应及时落地，不容被架空。

　　(沈彬 知名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