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江口因南水北调将拆养鱼网箱 数万渔民转型难(2)

　　“从有到无”的悲情城市

　　熊志邦理解渔民的心声，不说“鱼贱伤农”，连养鱼的网箱都得渔民倒贴钱：制作一个6×6米的网箱就得花费2000多元，政府补贴1300元，外加20%的奖励，也才1560元。

　　大多渔民觉得网箱拆了也没用，便交给政府卖废铁了。

　　一渠南水北上，为其“顾大局、识大体”的不止这些渔民。据统计，从1952年提出南水北调工程构想以来，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共有49.6万人投身到两次大规模移民潮中，仅二期移民(2009年起)，丹江口所属的十堰市就有1.2万名干部专司移民工作，其中6人在一线殉职。

　　当地有句俗话：十个十堰人，就有一个移民。移民干部中也流传着一句话：为了南水北调，我们流血又流汗，但是不能流泪。

　　创作了南水北调“三部曲”的作家梅洁在中线一期工程通水时说，一个真正高贵智慧的生命应该明白，世界除了我们自己之外，还有更多的需要我们了解的事情，除了我们自身的艰难和不幸之外，还有更加辽阔的艰难和不幸。

　　丹江口渔民叶明成，即是这种“更加辽阔的艰难和不幸”中的一个“样本”。从1968年丹江口大坝建成起，他就和当地许多老乡一生几次移民搬迁，被汉江河里上涨的水赶了近半个世纪。

　　如今，他和儿子生活在丹江口均县镇关门岩村的安置房里。早在1990年代，他就通过网箱养殖致富，成为远近闻名的“养鱼大王”，“那时候收入比县委书记都高好多倍”。

　　他出生时的家，连同丹江口市的前身均州古城一同淹没在库水之下。他的妹妹第一次外迁至湖北随县后跑了回来，第二次因为丹江口大坝加高蓄水，又外迁至湖北枣阳，没过几个月又跑了回来，在丹江口水库上面养鱼。他们和另外两万多渔民，为丹江口每年创造不少于10亿元的产值。

　　熊志邦告诉记者，网箱的取缔，将使丹江口的水产品产量由6万吨下降到1.7万吨，水产品产值由10.5亿元下降到3.2亿元。

　　而丹江口库区胡家岭水质自动监测站水质监测员柳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库区的水质基本保持在一类和二类水质之间。很多指标都符合一类水质标准，并且保持一类的天数越来越多。

　　生活在库区水上的渔民，平时舀水库的水直接饮用、做饭。“你们用丹江口的水来喝，我们用它来养鱼养虾，奢侈不奢侈？”当地一位干部打趣道，说完苦笑。

　　“等网箱没了，只能再回枣阳了，那边还有几亩地可以种。”叶明成的妹妹告诉记者，“这边除了亲人和祖坟，什么也没有了。”

　　丹江口市南水北调办原副主任丁力先，退休后一直致力于均州古城的研究，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强调，“水都”丹江口市是“中国最悲情的城市”：有哪一个城市反复移民？有哪一个大坝建了半个世纪？有哪个大型水利工程建在城区？

　　丹江口大坝，改变了丹江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些产业的命运。很多城市的变化是“从无到有”，丹江口市却是“从有到无”。“为了保护一江清水，我们很多传统的优势产业都牺牲掉了。”丁力先说。

　　离叶明成所在的安置点数公里外，是均县镇老集镇。居民整体搬迁后，这里成为山间的一座空城。老镇大门前的“丹江口市均县镇老集镇遗址博物馆”的牌子也被人偷走，几只流浪狗四处晃荡。当地一位媒体人形容，现在的老集镇就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废墟。

　　1999年，熊志邦来此挂职副镇长两年多。正是这两年，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均县镇的网箱养殖快速发展起来，后来形成“百里万箱下汉江”的壮观场面。

　　也是这两年，年仅30多岁的熊志邦头发白了三分之一。如今，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记者 宣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