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等中外人士聊职场幸福：希望男女更加平等

　　“国际幸福日”幸福沙龙对话现场。图中从左至右依次为：央视著名主持人童可欣，深圳市左右家私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华坤，芬兰驻华大使馆新闻与文化参赞Mikko Puustinen，国务院参事陈全生，阳光媒体集团、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杨澜，丹麦驻华大使馆新闻官Ming ou lu，丹麦格兰富中国区政府事务总监Frank 张。

　　3月20日是国际幸福日。

　　三年前，即2012年，第6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并宣布，将以后每年3月20日定为国际幸福日。其实，3月20日本就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太阳直射地球赤道，白天和黑夜等长，创造了地球坐标系统的平衡。而在中国，3月20日前后则是24个节气中的春分，春分意味着昼夜平分之意。

　　今年是第三个国际幸福日。在众多的国际日中，国际幸福日可以说是历史最短的国际节日。尽管历史最短，但它意义重大，因为幸福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造福人类是每一个地球公民应尽的责任。

　　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每一个人都还处在追求梦想、实现幸福的路上。对于城市中的职场白领们来说，寻求幸福之路更是充满了酸甜苦辣：无休止的加班、升迁的压力、家庭陪伴的缺失，还有房价的高涨、交通的拥堵、环境的污染，诸如此类的城市病，让城市白领的幸福感和幸福指数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2015年国际幸福日到来之际，《中国经济周刊》联合多方共同启动了一系列职场人幸福公益活动，包括职场幸福感万人大调查、“早下班一小时”公益倡导行动等；并邀请国内外知名人士和企业家，共同交流和探讨职场人幸福感的现状和诉求。希望借助这些活动，唤起人们对职场人士的更多关爱，增强企业对员工幸福的进一步重视，借此为提高全民幸福指数而努力。

　　幸福就在你左右

　　中外人士聊职场幸福哪些事儿

　　国务院参事陈全生： 幸福是一种感受

　　多年以前，我就思考过什么是幸福、公平、平等，我认为，幸福是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期、年轻的时候、年老的时候都会不一样，甚至同样的事情，感受也都不一样。我下乡的时候，在黑龙江待了十年，那时候麦收、秋收特别累，特别热，蚊虫特别多，那时就盼望下雨，因为下雨就可以休息，盖个被单睡觉那就是幸福。

　　后来恢复高考，上大学、参加工作，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经历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全过程，累不累？真挺累，加班非常多，但是觉得有幸能够参与这么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对推动中国改革做了一点贡献，心里觉得特别幸福。

　　总体感觉，只要你付出努力，就会收获快乐，我甚至认为幸福不是最后的结果，而是争取幸福的过程。马斯洛有一个需求层次理论，第一个是生理需求，第二个是安全的需要，第三个是社交的需要，第四个是尊重的需要，再往上是自我实现。不同层次有不同的(需求)。如果问我早下班一小时干什么，我最想可以陪着老妈妈老爸爸多待一会儿，他们都90多岁了，陪陪他们就特满足，这就是我的幸福。

　　阳光媒体集团、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杨澜：希望男女更加平等

　　我特别想说的是虽然我们对于什么是幸福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对于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国家，怎么能够让大家更有幸福感，是有一个共识的，比如希望环境更加清洁，食物更加安全，年轻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社会更加公正、公平，依法治国，比如说希望不同性别的人能够更加平等。

　　我常常听到周围人说中国女性已经很厉害了，经常有男性朋友说，我们家的领导是我老婆。但是我觉得，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女性受教育的程度大大提高，女性也成为就业市场一半的劳动力，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在性别平等方面还是有很多可以去做的空间，一个社会的真正幸福感是来源于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个成员，无论男人、女人，都要有更加自由去选择的权利，或者平等选择的权利，并不是女性就要受到额外的照顾。而是说当我们能够给女人在职场和家庭当中有更多自由选择权利的时候，也意味着男性能够摆脱过去的刻板印象和角色分工，而享受他的自由。

　　就职场幸福感而言，我相信男女更加平等，选择更加自由，而且能够给每个员工发展空间的企业和国家，会让你的人民和员工更有幸福感。

　　谈到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此时此刻我希望我的存在对别人是有意义的，我做的事情对别人是有价值的，这就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早下班一个小时我愿意回去陪我的孩子谈他在学校里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同读一本书，同看一部电影。

《中国经济周刊》联合多家机构共同举办的“国际幸福日”公益活动现场。

　　芬兰驻华大使馆新闻与文化参赞Mikko Puustinen：教育和环境都是幸福要素

　　就我个人而言，我感到很幸福，因为我很荣幸参加这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我很赞同杨澜女士的观点，但我还想说说教育和环境。如果你没有一个平等的、高质量教育的机会，你的幸福感甚至整个人生都要受到影响。在芬兰，国家对教育投入是很高的，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老师的水平(要高)。在芬兰，所有的老师至少是硕士学位，所有的小学和普通学校的老师都是硕士以上学位。

　　另外，就生态环境而言，中国目前遇到的问题，芬兰在20世纪60年代也同样经历过，二战之后，芬兰开始大力发展重工业，没有注意到环境问题，导致当时的芬兰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后来，通过国家立法，还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及每个公民环保意识的加强，到今天为止芬兰已经是世界上最纯净的国家之一，包括空气、水和土壤。

　　就我个人而言，家人健康是最大的幸福。

　　丹麦驻华大使馆新闻官Ming ou lu：要追求你自己希望的生活

　　大家可以看出来我是华裔，我在丹麦长大。小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你要选择喜欢的课，你要上你喜欢的大学；而我的家长告诉我，你要选工程师，你要选理科。我一开始也选了理科，可是两年后，我自作主张转学去了文科大学，读了新闻专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喜欢文科，觉得学文一样会有出息。我的感觉是，要追求你自己希望的生活，这一点很重要。

　　说到环境问题，我想告诉大家，在丹麦，电费、水费都很高，这可能对个人而言，也许和幸福感背道而驰，因为电费、水费要花更多钱。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这又非常重要，这会让大家养成节约用水、用电的习惯，从而为国家的节能环保做了贡献，也为造福子孙后代尽了一份力量，这提高了全社会的整体幸福感。

　　在丹麦，很多公司的政策非常灵活，作为员工，你可以和上司沟通好、安排你的工作日，一般情况下，上司对你的评价，不是看你在单位坐多少个小时，而是看你完成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我个人觉得，每天睡觉前想一想，如果今天做了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时候我就是幸福的。

　　丹麦格兰富中国区政府事务总监Frank 张：有了 “安全感”，才有幸福感

　　很多企业员工感觉到不幸福，其中一个共性就是他们缺少安全感，怕老板怎么样，怕同事怎么样，怕内外部的竞争等等。所以从某种角度而言，幸福不幸福是由安全感决定的。说起安全感的缺失，国际上一些调查机构的数据认为，(幸福)来自于诚信度。经合组织关于信任度的评价体系，满分为100分，通过该机构对全球200多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其平均的信任度是59分，但丹麦社会信任度高达89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只有整体的诚信度提高了，整个社会才更有安全感，幸福指数也会随之提高。

　　我们曾到丹麦一家污水处理厂参观，中国专家提问，上级监管部门多久会下来检查一次工作。对于这个问题，污水处理厂工程师觉得很奇怪，说没有人来检查，为什么还要人来检查？如果上级需要了解情况，我们把相关信息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他就可以。上级从来不搞突击检查，这源于企业的高度责任感，并获得了上级主管部门的信任，大家彼此都感觉幸福。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早下班一小时，我愿意一边喝茶一边读书，看看喜欢看的书，什么书都可以。

　　深圳市左右家私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华坤：让员工过上幸福生活

　　作为企业家，我首先在考虑，企业生存是为了什么，企业存在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很多人做企业，一开始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一点，企业发展好了，自己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个人的幸福，那企业是不能基业长青的，只有让员工和企业一起成长，一起享受发展成果，企业才会不断发展，员工也会因企业的发展而实现个人价值和职业理想。

　　打造“幸福企业”，要从工作环境、企业文化、人文管理等方面入手，让大家在集体中感受到平等与友爱，我们的员工才有可能成为幸福的员工。只有给员工提供更多成长的机会，足够的上升空间和更高的收入，才能够帮他们实现个人和家庭的幸福生活。

　　对于我们左右家私而言，让更多人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就是通过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企业文化，我们的品牌精神，让更多的消费者满意，让更多人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职场幸福万人大调查”报道

　　本次职场联合调查是由中国经济研究院、英才网联和经济网作为调查机构，由《中国经济周刊》发布的。调查参与人数为11589人，有效答卷9765份。男性占55%，女性占45%。其中，工作1~3年的人占42%，工作3~5年的占19%，工作5~10年的占25%，10年及以上的占14%。学历方面，本科学历的人占55%，人数最多；大专学历的占34%；研究生学历的占11%。　(记者 崔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