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科技评奖：这事到底该谁干？政府退出行不行？

　　很多东西的存在，或许不是因为它们应该存在，仅仅是我们习惯了它们存在。

　　比如，我们习惯了那些琳琅满目的“学术奖项”，那些眼花缭乱的“科技项目奖”甚至“卷烟技术”评奖，我们更习惯了各色评选、各种奖励背后站立的政府身影。“政府主导”，已成为国内诸多学术科技评选的一大特色。

　　但是，政府和部门过多过滥地直接介入和组织评奖，正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甚至遭遇专业学会喊话“你走开”。一个回避不了的社会“提问”是：在学术和科技领域的评选中，“政府奖”和“民间奖”到底哪个更靠谱？让“权力之手”退出科技学术评选，行不行？

　　“评奖本来就不是政府该干的事，更不能和资源分配挂钩”——一位资深行业协会人士

　　今年初，中国计算机学会发布的一份建议引来广泛关注。这份建议明确科技评奖政府可以退出的四大理由：

　　一、干预过多，政府工作“越位”。二、没有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政府工作“缺位”。三、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不清晰，政府在评奖中有决定权。四、政府不是学术共同体，评奖过程容易误判、错判。

　　尽管这一提议后来从网站撤稿，但引发的思考和讨论却不断深入。

　　“评奖本来就不是政府该干的事。”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杜子德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政府是行政管理机关，应该按照法律做好监管和服务、资源分配等职责。“对于一些项目、学术成果，行还是不行、好还是不好，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来做。”

　　杜子德表示，政府评奖，相当于把学术评价和资源分配“紧密联系”了。“大家就奔着奖去，奖励本来是工作的结果，现在成了工作的目标，这就异化了评奖；不获奖就不能获得资源，更是本末倒置，这对学术环境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学会表示，纵观全球科技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是政府直接主导进行学术评价和评奖的。据杜子德介绍，我国评奖与国外有三大不同：其一，对象不同，国外奖项大多是颁给行业内的领衔人士，而非奖励某个具体项目；其二，程序不同，国外大多是由他人推荐，而我国很多评奖是自己申报；其三，国外一些奖项如同“终身成就”，是一种荣誉，而我国却将奖项与资源分配直接关联，获奖了甚至能和评院士、拿项目直接相关。

　　“政府部门应彻底退出国家科技奖评审工作。”杜子德说，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对国家科技奖评审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全球90%以上的科技奖是民间奖”——一位研究科技奖励三十年的大学教授

　　“我曾经对世界奖励中的科技奖一条一条数过去，90%以上都是民间奖。”国内最早提出“民间奖”概念的学者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钟书华说，包括认知度最高、影响力最广泛的诺贝尔奖、数学界的菲尔兹奖，都属于“民间奖”。

　　钟书华研究了科技奖励三十年，认为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看，如果把科技奖励也看成一种科技奖励治理，政府就应逐渐放手、简政退出，让专业协会和社会参与。“国家治理本来强调的就是政府、社会、第三方共同治理，而并非政府包打天下，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

　　而现在，三大奖项涉及人数太多，有时甚至达到几千人，再加上各地政府的奖项，数量过多会影响奖项的导向和声望。

　　“政府奖应该少而精，更好地发挥奖励的作用。”钟书华说，但退出不代表不参与，政府部门还应做到监管、引导、辅导，例如审查评奖机构是否有固定的奖金来源，是否有不允许使用的名称。钟书华建议，除国家最高的科学奖继续保留外，其他奖项逐步取消，省部级以下的政府主导科技奖励建议取消。

　　“要让学术评价回归学术本位——一位长期关注教育领域的专家

　　“政府退出有什么不行的呢？”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由政府部门组织科技成果的评奖，本身就违背学术管理的基本规律，这是对学术研究进行行政评价而非专业和社会评价，很难避免权力寻租、弄虚作假、急功近利与形式主义等问题。

　　熊丙奇说，由于政府类的科技奖励太多，容易造成三重乱象：一是“公关评价”，才刚刚担任科研基金项目的评委，各种电话就直接“打通”，甚至有参评人寄来的材料里夹带“东西”；二是“包装报奖”，在获奖材料里直接包装、运作，没有产业化的成果也被描述为获得订单、取得巨大效益，评奖机构没有严肃核查，最终抢回大奖；三是“政绩造奖”，报奖、授奖、瓜分学术资源形成利益链，对公关和包装“视若无睹”。

　　熊丙奇说，政府自己制定规则，又自己执行，还自己监督自己，自然难免出现造假和寻租。可以把现有的国家级奖励合并、精简，变成终身成就奖，只有少数人能获奖，减少寻租空间。“只有政府退出之后，民间机构才能逐渐培育起来。”

　　熊丙奇认为，取消各类政府科技评奖，实质是让学术评价回归学术本位，打破利益共同体，形成学术共同体。我国此前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和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中，都已经鲜明提出行政评价退出，让位于专业评价和学术评价的教育管理改革、人才评价改革。在这方面，政府行政部门应该有实际作为，清理、减少并最终退出各类行政评审、评价。

　　“政府参与，可确保一些‘高精尖’躲过金钱冲击”——一位政经资讯观察者

　　《观察者网》一位编辑告诉记者，事实上政府的参与确保了一些无法迅速转化为经济利益的高精尖领域，能够躲过市场化金钱洪流的冲击获得发展，正如有网友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政府参与评奖，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的物理学家于敏这次也很难获得特等奖，因为他的成果没法获得“市场、社会等相关的检验”。

　　“而且如果把这奖项交给民间机构团体评审，那将不可避免出现各种山头利益。”他说，“当然，政府设置了严格的评审程序，还在评委会的具体人员名单上实行了严格的保密制度，防止各种‘拉关系’。如果这样的制度设计最终还是出了问题，很难相信民间学会的评奖就能纯洁。”

　　但他同时强调，评奖的公正性应该接受监督。例如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广受质疑，因为他已在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写过经济学方面的论述了，为了减少争议，瑞典皇家学会不得不让哈耶克与缪尔达尔共享这一奖项。

　　观点总有不同，利弊总有取舍。或许，有政府公信力的名头作保，当然可以彰显学术科技评选的权威性，但同时，政府也需要为可能存在的失信、寻租和造假“买单”。无论如何，在当前各类评选层出不穷且存在鲜明导向的今天，广泛探讨、清醒认识、不断改进有益无害，而加强评奖过程的公开公正透明也理应成为全社会共识。(记者 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