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拖粪工多单身：最担心大家不理解(图)

工作中的时传祥青年班副班长王淼。本报记者 彭文卓 摄　　　　　　　　　　　　　　

　　今年，是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逝世40周年。每天清晨，在北京市东城区景泰桥下，一个简易搭建的棚子里，都有一群年轻人在忙碌着。

　　在入职前，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时传祥精神是如何理解的？

　　本报记者跟随时传祥青年班的工人们，记录下他们的点点滴滴，因为，行动，往往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答案。

　　40年时光荏苒，这座城市早已长高，车流如注。班组里的劳动工具，也早已变成了现代化的专业拖粪车。

　　但总有一种平凡的回忆，萦绕于这座城市，也总有一种平凡的力量，历久弥新。

　　也希望他们得到的尊重和理解，能一如往昔。

　　下班后，换上休闲装的王淼是北京胡同里典型的大男孩，仗义，好面子，左邻右舍一口一个亲热的“叔叔阿姨”，平时爱拉上朋友“逛逛后海”、“唱唱歌”。但是早上一上班，换上工作服的他，就从不往自家住的那条胡同跑了，分配任务的时候领导特意为他调开了，“邻居们还是不理解的多。”

　　天坛边上的这片胡同，除了当兵的两年，王淼在这里住了26年。而“拖大粪”的工作，他干了8年。他的周围，有一群和他一样的年轻人，在这个城市土生土长，又用最朴素的劳动守护着它。

　　王淼是这个年轻集体的副班长，他们背后有一个英雄的名字——时传祥青年班。北京市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三所的这支班组，是全国劳模时传祥生前工作的地方。

　　最平常的一天

　　早上7点，天坛南门景泰桥下的工作站已经热闹起来了。简易搭建的棚子，分了内外两间，刚来的队员正在里间换上工作服，外间摆着的大水桶储存着他们一周用的水。不过10平方米的空间，被值班阿姨李秀兰打扫得干干净净。

　　7点30分，队员们陆续坐上门外的拖粪车，开始出车。李秀兰一边目送着他们，一边往墙上贴着“值班表”，“干咱们这个工作，是没有假期的。”

　　“师傅，打轮，往右……阿姨您麻烦慢点走，我们车过一下。”胡同口的一辆桑塔纳挡了拖粪车的去路，王淼下了车，一边指挥着司机，一边留意着来往的行人。“我们得又顾上面，又顾下面。”本就狭窄的胡同，加上居民三三两两停着的自行车、小轿车，拖粪车通过的“费劲”可想而知，经常还要注意是不是蹭着了上面的电线电缆。

　　试了几次，车头还是没法拐进去。王淼开始往桑塔纳留下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您过来得半小时是吧，成没事，我们下午再来吧。”

　　打电话、等人挪车是家常便饭，“这算好的！碰上三轮车那些没法留号码的，只能挨家挨户喊，周围不耐烦的人就会吼两句：‘大白天的，你喊啥啊！’”

　　后面还压着很多活，王淼决定先去下个地方了。第一趟活出得不算顺利。

　　顺利到达第二段，是路边的移动厕所。撬开井盖、放管、抽粪、收管、盖上井盖，一麻溜动作像是一气呵成，完事的王淼还不忘在井盖上踩一踩，确认下井盖是否盖严实了。

　　很容易被这娴熟的动作骗过了，要不是上车的时候，王淼刻意护了一下腰。“腰都不行，连年轻人也是。”三四米长的抽粪管，光管子就有30多斤，“有的人在厕所里洗衣服，有人什么东西都往厕所里扔，粪管经常被抽上来的旧衣服、塑料壳等杂物堵住，最严重的时候，有100多斤”，而这根纯铁的管子，全得一个人扛下车子，再扛上车安好。

　　干了两趟活，粪车已经满了，王淼和司机赶着去马家楼的粪便处理中心泄粪。临近中午，从北京的东南角开往西南角，迎接他们的是堵车高峰，“好在车满了一趟”。王淼说，有时候早上出车从红桥市场到崇文门，两公里路能堵上一个半小时，“得算好时间和路线，躲着点堵车，要不活都没时间干了。”

　　从马家楼出来已经是中午，王淼一般就在路边随便找点吃的，当做是午餐了。餐补是8元钱，“算在工资里一起发的，每个月到手能拿三千出头。”而8元钱，在这个城市应该只能买到一个肉夹馍。

　　下午的工作依然是胡同、抽粪、泄粪，偶尔幸运的话，王淼可以赶在4点前收工，回工作站换上衣服，和值班阿姨报下平安、唠会儿磕就下班了。

　　“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然后吃上一口热乎乎的饭。”这是王淼最平常的一天。

　　笑容可以挺过一切

　　“慢点，等我过去了再弄。”胡同口经过的行人，带着异样的眼神，捂着鼻子迅速迈过了王淼和他身边的粪井，这是他每天经历的景象。

　　工作这些年，当兵人“直来直往”的性子已经被慢慢磨平了，王淼礼貌地让过行人，继续抽粪、扒掉粪管上堵住的脏物、冲扫被粪管弄脏的地面，勤奋而平和，“以前性子也急，后来发现急解决不了问题啊！忍着，不能发生冲突！”

　　并非刚开始就能适应。“刚来的时候，气味太大了，尤其到了夏天，沼气的味道直冲鼻子。”青年班前年分来的小伙张博，一年多了还是一闻沼气味就反胃，“每天他都不吃早饭，等工作完了才吃东西。”李秀兰很是心疼这群小伙子。

　　“味道大还能慢慢适应，最担心的就是大家不理解你。”王淼的朋友，大多已经不拿他的工作说事了，偶尔有两个“不识趣”的问了，他也懒得管他们的想法了。“但是居民不一样啊，他们不理解，作业就没法进行。私堵下水道的、乱停乱放的，有时候就是不配合，急起来就挤兑我们‘你不就是个拖大粪的嘛！’”

　　也有通情达理的街坊邻居，拖了3年多粪的李智勇，最感动的事情就是有段时间去幸福巷作业，遇见一个热心的大妈，“碰上胡同堵住了，都跟我说：‘你等会儿，我给你找车主去。’有时候摩的找不着主，就跟我一起抬开，我印象特别深。”被认可，被尊重，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这是一个12人的年轻集体，平均年龄不到28岁。在北京城土生土长，大多是退伍转业回来的军人，“父母觉得这份工作稳定，当年也就过来了。”录用考试的时候，他们都要答一道题：“你对时传祥精神是如何理解的？”

　　起早贪黑，所有的脏活、累活、苦活都是这群“拖粪工人”来干，而很多人一干就是几十年。所有的苦，所长王立冬都明白，但他经常教育他的这帮孩子们：“咱们为老百姓服务，没什么丢人现眼的，要想着这可是时传祥的队伍。”

　　张森是最后一个分进青年班的，地地道道的“胡同小伙儿”，女朋友经常鼓励他说：“你走的可是一条革命路啊，上坡路总是辛苦的。”张森的想法很简单，“毕竟得有人干这行，如果没有人做，北京城会变成什么样啊！”

　　景泰桥的小屋子，简陋，但温暖。当了半辈子拖粪工的康玉国，现在已经退居二线了。队员们管他叫“谈判专家”，是坐镇指挥的“定海神针”，胡同里遇到了麻烦、纠纷，都是康玉国一点一滴去协调，“现在的人比以前自私了，总是不跟你好好说话，也只能耐心去沟通。”

　　康玉国的左手长了骨刺，两三个月了，用“大锤”敲渣土伤的。胡同里经常有人家装修，剩下的渣土就堆在路上，康玉国就带着队员们去义务劳动，清理渣土。

　　这是一个温暖的集体，所以去年女儿找工作的时候，李秀兰特别想让女儿来接班。“工作稳定，主要是大家相处的感情好，但是她对‘掏粪’这工作有意见，也没办法。”

　　他们总是说，“笑容可以打败一切”、“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不丢人”、“找准自己的位置做事，很踏实！”

　　那些最惦记的事儿

　　“粪车进街慢一点，搬挪车辆轻一点，粪井抽得及时点，管子控得干净点，遇到衣物小心点，碰到居民热情点，听到怪话冷静点，荣誉面前谦虚点”。 这是队里的年轻人，自己总结的“八点”工作法，“恨不得把老同志的所有技艺都赶紧学会。”

　　年龄断层，是所里一个棘手的难题。作为青年班的副班长，王淼明白自己的重担，大家的想法似乎也都是一样的，“等四五十岁的老同志一退休，我们这群年轻人就得顶上来，把青年班的光荣传下去，但是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能够学点扎实的本领，踏踏实实把班接好，是青年班的小伙子们眼下最关心的事。

　　而李秀兰最惦记的事情，是小伙子们该找媳妇儿了，“姑娘家都嫌拖粪不体面，他们找对象难。”李秀兰说起了一件事，队里的一个小伙子，本来朋友给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开始挺好的，处了几天知道他是一个“挑大粪的”，立马就吹了，气得他直问那姑娘：“你每天难道不上厕所吗！”

　　“我就亏了，没结婚就来了。”队里很多小伙儿都还是单身，张森没这个烦恼，“因为我是当兵时候谈的对象。”李秀兰说，这个工作最好还是30多岁结完婚的时候来干最好。

　　今年年初，所长王立冬刚刚作为人大代表参加了北京市“两会”。他在会上提了三个数字：防暑降温费是每个月60元，一年也就发几次；交通补贴是每个月10元；饭补每天只有8元钱。“这个补贴标准还是2000年左右出台的，物价涨了那么多，环卫工人的餐费、交通费与防暑降温费不能再按照‘过去时’标准发放了！”

　　王立冬还有一个心愿，能让队员们喝上水、洗上手。工作站没有通自来水管，喝的水得从丰台区的所里用三个小水桶接过来，然后倒进站里的大水桶里储存起来用。“夏天的时候次数会多一些，平时的话一个星期也就只运一两次。”所以队员们用水特别省，“刷完碗的水还得倒进旁边的小桶存起来拖地。”

　　“一个掏粪工人连手都洗不上，还图什么呢！”王立冬平时对队员要求特别严格，但是心里，始终装着他们。

　　龙潭湖公园里有个时传祥纪念馆，李智勇说，三年多前在那里的一次参观，让他下定决心做一名“掏粪工人”。二月的北京，依然寒风凛冽，纪念馆里三三两两的游客，有个年轻的父亲正带着4岁大的孩子在这里参观，“这就是掏粪工人时传祥”。

　　有一种精神，从来没有被忘记。（彭文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