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新野猴戏生存困境：传人难寻 地位不高挣钱少

　　探访新野猴戏：正牌“非遗”为何触了法律“红线”

　　同情支持也好，质疑反对也罢，不管对猴戏持有何种态度，关心它的人都能注意到，猴戏的处境正在每况愈下。那么，猴戏在传承中，遇到了哪些困难？该如何去面对和解决？千年的猴戏，怎么耍下去？

　　共同的困境——

　　传人难寻，衣钵难托

　　猴戏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其实是许多濒临失传的“非遗”项目共同的困境——传人难寻，衣钵难托。

　　据新野县猴戏艺术协会统计，近年来，新野猴戏艺人已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万人，减少到目前的四五百人。

　　“这几年来，猴戏艺人的数量一直在下降。以前，有些村85%的人都耍猴，现在只剩下不到20%。”该县猕猴养殖艺术协会会长张俊然说。

　　而更令人忧虑的是，还在坚守的新野猴戏艺人群体，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趋势。“还活跃在外面的艺人，大多是45岁以上的，20多岁、30多岁的，一只手都能数过来。”张俊然告诉记者。

　　当地的另一位猴戏“大腕”、新野猕猴养殖艺术协会发起人黄爱青证实了这种说法。“现在我一个月出五千，都招不来一个学生。”他一边感慨，一边回忆自己当年拜师的情景，“我师傅是我亲叔，就那，还摆了好几桌酒才答应，因为拜师的人太多了。”

　　他还告诉记者，就在一周前，一个20多岁的年轻“艺人”撂挑子不干了，到南方打工去了。

　　“时代变了，以前我们十七八岁的时候，身边的伙伴基本上都是干这个的。现在的年轻人，拨拨拣拣，周围有几个干这哩？”他说。

　　“后继乏人”，也许是形容新野猴戏传承的最准确词汇。当老艺人们渐渐老去，新艺人们不能或不愿接过衣钵，猴戏的没落和自然消亡，似乎已经顺理成章。

　　“照这样下去，不用谁来取缔，有一天猴戏自己就没了。”该县林业局退休老干部张成立说。

　　尴尬的现实——

　　地位不高，“钱”景不明

　　是因为挣钱不多，所以猴戏艺人越来越少了吗？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不是全部。”省社科院民俗学者杨旭东博士说。

　　黄爱青也表示，优秀的猴戏艺人，收入也还过得去。他告诉记者，猴戏艺人以春节、麦收、秋收为时间节点，分成“三季”出去表演，干得好的话，一季能挣上万元。

　　杨旭东认为，猴戏之所以能从宫廷表演走向民间舞台，并传承这么长时间，是因为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谋生功能。当这种功能凸显的时候，猴戏艺人自然就多；如果这功能有所削弱甚至消失，那猴戏艺人肯定越来越少，直至失传。

　　鲍湾村等地，人均不足一亩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猴戏是农民们最主要的副业。经过走访和调查，记者发现，如果以“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和现在为时间坐标，新野猴戏带给当地艺人的存在感，恰似一个开口向下的抛物线。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猴戏的冰河时代，耍猴的道具被当做“四旧”毁掉，艺人挨斗，艺猴也难逃一劫，或被饿死，或被打杀；

　　改革开放初期，是猴戏的黄金时代，离开土地游走四方的艺人，有些因此挖到第一桶金，成为村里“最先富起来的人”；

　　本世纪初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致富的渠道越来越多，再加上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日益重视，“耍猴”渐渐被冷落，再次回到“墙角”。

　　在与一些老艺人的交谈中，记者发现，身份认同，或者说“面子”问题，是猴戏日益凋敝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古代，耍猴是被称为“下九流”的行当。而今天，也有不少人把它看成是利用猴子卖艺的“乞讨”行为。即使在鲍湾村等地，老乡们在谈起猴戏时也带着几分鄙夷，“说得好听是‘耍猴的’，说得难听就是‘要饭哩’。”

　　现如今，年轻人又能有几分耐心和定力去从事这份“掉价”的工作？黄爱青打了个比方：“过年了，几个同学聚一起，他说他在哪上学，他说他在哪打工，轮到你了，说是‘玩猴的’，说得出口吗？”

　　可能的出路——

　　主动改变，与时俱进

　　尽管猴戏处境堪忧，新野县文化部门、猴戏艺术协会、还活跃或已隐退的猴戏艺人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把老辈人传下来的猴戏传承下去。用老艺人杨林贵的话说，“活得再卑贱，也不想让这老本行失传。”

　　但怎么传下去，显然是一个问题。像老辈人那样，“一根扁担两个箱，肩挑家当手牵猴”，走街串巷吆喝卖艺？似乎已经遇到了瓶颈；像传承人赵增举那样，找个景区栖身，继续坚守，好像也只是个例。世易时移，猴戏也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刻。

　　2014年，一对北漂夫妇傅帅帅、王熙创办了中华皮影艺术城，在传统皮影戏的基础上，加入了荧光、幻影、真人表演等元素，新编故事多对白少说唱，而且可以“私人订制”，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

　　同为“非遗”，皮影戏在创新后焕发了勃勃生机。新野猴戏，是否也能“与时俱进”呢？河南大学文学院民俗学教授吴效群认为，“非遗是遗产，但不应成为社会发展的包袱”，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很有必要，但最终应决定于市场。猴戏要生存发展，就必须主动创新。

　　“要想有人看，就要先改变。”黄爱青说。2002年，他和妻子逐渐退出外出表演的行列，专心在家驯养艺猴。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他的养殖场已有猕猴三百多只，并组建了一支8人的小型艺术团，跟省内许多景区都有合作，“长则半年，少则半月，演出时自带艺猴和道具。”黄爱青说，“目前运行得还不错。”

　　从单枪匹马的耍猴艺人，到带领一个集养殖、驯化、交易、承办演出于一身的艺术团体，黄爱青的“职业生涯”轨迹，似乎是猴戏的“升级版”，勾勒出新野猴戏“转型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能不能把猴戏组织起来，像马戏团那样？张俊然表示，协会有这个考虑，打算成立正规表演团，统一着装，给每一只艺猴上“户口”，让猴戏从街头走上舞台，更规范更文明。

　　对此，新野县文化部门也有一个比较切实的打算：计划在县城文化广场开辟一块演出场地，通过猴戏艺术协会，组织一些猴戏艺人公开表演猴戏，先从家乡人开始，提高猴戏的认同度和影响力。

　　记者手记

　　“高楼林立的城市，不应容不下一台猴戏。”在采访中，一位专家的话让记者印象深刻。

　　“非遗”是我们共同的民族记忆。这些记忆，不只有“高大上”的长城、故宫、大运河，也有“乡村范儿”的猴戏、皮影、捏泥人。正因为有了这些承载着我们五彩缤纷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大奇迹、小技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才显得更加丰富、更加辉煌。

　　提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总是让“濒危”、“抢救”这样的悲情字眼如影随形。关于猴戏的这场风波，不应仅停留在对猴戏生存的关注，更应引发人们的深度思考，即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如何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创新管理，为民间文化特别是“非遗”提供一个适宜的生存空间；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下，又如何为它们提供一方适宜的发展土壤。记者归欣张向阳鲍阿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