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护车避让”深陷困境 仅仅是国民素质问题？

　　涂海天的离去给其家人带来的伤痛难以平复。因为一辆货车违规掉头，挡在了救护车前发生车祸，身为救护员的他死在去接急救病人的路上。

　　一起生命的意外悲剧，背后却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尴尬：出于对生命的尊重，救护车被赋予的优先通行权屡屡深陷困境。在不少城市，不避让救护车反倒成了司空见惯的“常态”。由此衍生出“孕妇车上分娩”“病患堵路耽误抢救时间”等一幕幕图景。

　　“生命至上”，保障救护车的优先通行权究竟有多难？避让急救车仅仅是素质问题，还是隐藏着管理问题？在救护车避让上的“守法困境”又该如何破解？

　　难以“救急”的救护

　　近日，惠州市惠阳区人民医院一辆120救护车在前往广州接病人的途中，行至惠南大道永湖路段时与一辆大卡车发生碰撞，车祸导致救护车上1死3伤，其中年仅21岁的涂海天因抢救无效死亡。

　　在事发现场，惠阳交警大队副中队长周俊成告诉记者，此次事故初步认定是由于货车司机违规掉头，挡在了救护车前面，救护车来不及刹车，车头撞上了泥头车的车尾，“这起案例告诫我们，社会车辆在遇到救护车时，应主动避让，给生命救援让出一条通道。”

　　实际上，因社会车辆不避让救护车而引发的悲剧并不少见。去年10月，济南一辆急救车在将3岁女童雯雯送往医院途中，由于少有车辆避让，女童最终因延误治疗身亡。

　　“我们亲眼看见不少孕妇在救护车上分娩、救护车还没赶到患者就去世的情景。”广州一三甲医院急诊科护士长说，“医院每月都有50－60次‘出空车’的记录，因为患者等不来救护车就自行打车去医院。”

　　恶意阻碍救护车行驶行为也同样存在。深圳市交警支队给记者展示的一段监控视频显示，尽管救护车闪灯鸣笛，但前面的小轿车不仅没有主动避让，反而趁机“捣乱”，救护车变道，它也跟着变道，始终挡在救护车前面。

　　40多岁的急救车司机李惠灵告诉记者，“开了13年急救车，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权’，相反有时候觉得还挺弱势，要是遇到剐蹭，我们可能还要尽快给钱息事宁人。在遇到前面车辆不让道，我们也只能干等。”

　　惠阳区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邱朝霞说：“特别是看到距离目的地只有几百米时，医务人员都非常痛心。在一些高速公路上遇到车祸，应急通道被堵塞，医务人员只能扛着担架床、挎着急救箱徒步去施救。”

　　除了“素质”，还该有“管理”上的反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3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正在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

　　不少基层交警和医务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一方面是我国正加速进入汽车社会，“车多路少”的矛盾加剧了交通拥堵，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司机素质不高，缺乏公共责任教育，不具备避让急救车的意识。

　　惠阳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李斌表示，对不避让救护车行为进行查处面临执法难。“处罚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主观故意，二是要现场取证。如果不是恶意阻拦，主观故意很难界定。其次，救护车执行紧急任务，即使遇到不避让车辆，也没时间等交警过来处理。”

　　问题仅限于此吗？记者采访了解到，在避让救护车问题上，因交通安全管理不畅导致的“守法困境”已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因素。不少私家车司机表示，虽然因避让救护车引发的违法行为可以免于处罚，然而去申请撤销违法记录的程序却十分麻烦。

　　“撤销违法记录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取证程序的繁琐。首先需要从交警部门调取监控视频获取避让的时间和地点，其次需要向急救中心问询该急救车是否在执行紧急任务，最后还要找到急救车的车牌号码，找到开车的司机。”深圳市交警局指挥科科长夏旭坤说，“那么，问题来了。急救部门没有为公民个人证明的义务，司机可能时间久了也忘记了，结果对守法避让的司机来说，成本实在太高了。”

　　为了破解“守法困境”，去年7月，深圳率先在全国推出“无忧避让系统”，给救护车安装了电子眼。该电子眼成本在1至2万元间，自带3G网络，可将现场实录即时传入交警视频监控中心。

　　树立“规则意识”，要做的“实事”有很多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学科带头人廖晓星表示，在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如何在拥堵的道路下给救护车、消防车让道”被写入了驾考课程，而我国驾校培训日趋“速成化”，大量技术不熟练的新手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往往不知该如何应对，正是由于缺乏给救护车让道的培训，这也造成现实中不少司机“有心让却不会让”的窘境。

　　“德国规定的具体让道方法值得借鉴，即任何车辆听到救护车、消防车、警车等救护车的鸣笛声都必须让道，左车道的车往左靠，右车道的车往右靠，以空出一条应急道。等救护车辆通过，各车辆再回归原位继续行驶。这种避让理念是‘协作停靠’而非‘各自躲开’。”廖晓星说。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对不避让救护车的行为均有明文规定，但是，如果执法打折扣，法规将形同虚设。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朱远贵则认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应当让行”太模糊，难免遭遇执行难。“应当”二字到底是提倡性的建议还是义务性的规定。如果是后者，对于“不让道”行为，就应该出台具体的惩罚性措施。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交警部门开展的专项整治行动大多围绕涉酒驾驶、禁摩限电、涉牌涉证等展开，而就对不避让救护车的专项整治则鲜有涉及。夏旭坤也坦承，在整治不避让救护车行为方面，交警部门更多侧重于事后补救，是一种被动的工作模式，在政府转变职能的大背景下，交警部门也需要改变行政理念，前移执法窗口，进一步提升道路管理水平。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黄力表示，避让急救车不能仅仅看成是公民素质问题，更应该是管理问题。素质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需要制定可供操作的规则，通过强化公民的规则意识，通过提升管理水平管出来的。(记者周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