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受此影响，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的角色面临调整压力，主要来自以下三方面：首先，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作用。2008年以来，世贸组织开始邀请中国参与一些重要的部长级会议。这一变化意味着世贸组织期待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贸易大国的地位要求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多哈回合谈判，建立反映自身利益的多边贸易规则。近几年，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中国在世贸组织中已成为遭投诉最多的成员之一。出现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现存的国际规则更多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需要，而没有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需要。比如，现有的世贸组织规则没有针对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的制裁措施，但是中国为改善环境而实施的出口限制却成为世贸组织的制裁内容。鉴于以上情况，中国有必要倡议改革一部分不合理的国际规则，为此，有必要实现从“规则被动接受者”到“规则主动制定者”的身份转换。
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呈现出“不进则退”的局面，如果中国不利用其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的地位，积极促成多哈回合谈判的成功，那么谈判一旦失败，中国将有可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的主要受害者。中国应调整“不做先锋，不拖后腿”的谈判原则，实现从“中间人”到“带头人”的身份转换。
积极应对——
处理好三大关系
尽管多哈回合谈判出现了新的转机，但是，现阶段我们还很难对其前景做出准确判断，从以往的谈判难度来看，多哈回合仍有可能遭遇挫折。为了争取最好的结果，中国有必要处理好以下三大关系：
第一，处理好多边自由贸易机制与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机制之间的关系。近年来，由于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许多国家开始转向发展区域和双边机制。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应坚持以多边机制为主的发展战略。首先，从理论上讲，多边机制要优于区域和双边机制。其次，中国的贸易分布具有多样化特点。大体上，亚洲占40%—50%，欧洲占20%—30%，美洲占20%—30%，非洲和大洋洲占5%—10%。这一特点决定了多边机制更符合中国国情。另外，由于惧怕中国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只有少数资源出口国愿意与中国建立双边机制。受此影响，中国在发展双边机制方面处于明显劣势。因此，在全球层面，中国应积极倡导多边自由贸易机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考虑到与中国无关的区域和双边机制会通过“转移效应”对中国贸易产生不利影响，为了降低这一不利影响，中国也有必要积极发展区域和双边机制。
第二，处理好贸易开放与国内改革的关系。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年的经验来看，贸易开放的好处并不局限于贸易本身，还体现在可以深化国内市场化改革。
通常，在世贸组织交涉中，中国习惯于把国内市场开放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没有获得相应的交换条件，即使该项开放措施有利于国内市场化改革，也不会立刻将其付诸实施，而是将其保留作为下一轮谈判的筹码。这一谈判策略实际上会延迟国内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现象，中国有必要在多哈回合谈判中，自主开放一部分利大于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有助于促进国内改革，而且还可以在道义上掌握谈判的制高点。
另外，从对国内进口的影响来看，降低关税的效果类似于人民币升值，因此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替代性。降低关税只涉及一部分产品，而人民币升值涉及所有产品，鉴于这一差异，在增加进口和纠正贸易失衡方面，降低关税的负面效应要小于人民币升值。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可以借助降低关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中国每年5%—6%左右的人民币升值相比，降低关税的负面影响实际上非常有限。
第三，处理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多哈回合谈判的对立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中国有必要立足于自身利益需要，调整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
从经济规模来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超过许多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就国内区域发展来看，沿海地区接近发达国家，而内陆地区接近发展中国家;从产业竞争力来看，工业部门接近发达国家，而农业部门接近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双重利益结构增加了中国参与多哈回合谈判的难度。在很多情况下，中国的双重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分别体现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提案中。为了避免矛盾，中国采取了被动接受双方提案的策略。但是，这些提案未必能充分体现中国的利益需要。为了摆脱这一被动局面，中国可以立足自身利益需要，主动提出一些可以被多方接受的提案，以此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程。
(作者单位：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