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食品安全地方政府守土有责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赵丽　本报通讯员　刘义军

    一楼、二楼……五楼、六楼,“砰!”王京把将近30斤重的泡沫箱子重重扔在地上,冲着刚打开门的妻子高伟喊了一句:“难道你就非吃这些不可么?”　

    “除了这些,别的地方买的我都不吃。”高伟回应的语气十分坚决。　

    “这些”指的是泡沫箱子里装着的5只鸡、20个鸡蛋和10斤猪肉。　

    这些可不是普通的东西。鸡是农户家养的,吃谷子和米粒儿长大的；鸡蛋是这些鸡下的；猪肉也是那些没有喂过任何催长素、吃着番薯藤自由自在成长的猪身上的。

    每隔不到10天,高伟的父母就会从山东农村老家临沂市的一个小县城,将这一整箱的“安全食物”通过在长途汽车站工作的亲戚捎给远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女婿,然后再由王京“不厌其烦”地搬运回家。整整半年,王京终于忍无可忍,爆发了。

    高伟并非“食品安全恐慌者”,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怀孕了。“我要对我的宝宝负责,我不会去超市里买肉的,我不相信那些肉。如果老家不托运过来,我宁愿不吃。”电话里,高伟的声音一如她的态度一样坚决。　

    “不嫌麻烦吗?”记者问。　

    “我吃什么就相当于孩子吃什么,所以这个原则我还是要坚守的,可孩子他爸已经烦了。”高伟的苦恼、无奈,顺着电波毫不掩饰地传递到记者的耳朵里。

    事实上,对于食品安全的种种恐慌,高伟并不是个例。

    而有关部门对此,也是极度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张高丽在9月11日主持召开的食安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做好食品安全工作要全面落实各方责任,地方政府守土有责,监管部门履职尽责,企业承担主体首责,消费者主动参与、对自身负责,加快形成全社会共治格局,汇聚起维护食品安全的强大合力,以食品安全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

    食品安全为何“保障难”?究竟应如何突围?近日,《法制日报》记者来到蔬菜大县山东省苍山县一探究竟。

    蔬菜大县的农药困惑

    谈起山东省苍山县蔬菜产业的发展和影响,苍山县政府有关负责人用“山东南菜园”和“无‘苍’不成市；一日不见鲁Q,吃菜都犯愁”作了概括。苍山县蔬菜种植有悠久的历史,全县农民收入的60%以上来自蔬菜产业。据了解,目前有超过8万苍山人在上海从事蔬菜批发,上海最大的江桥蔬菜批发市场里,60%的经营者是苍山人,三分之二的菜来自苍山,此外还有十几万人的蔬菜运输大军。

    值得一提的是,苍山县是上海世博会的专供蔬菜基地。专供世博的蔬菜不能用重毒农药和化学肥料,只可以施有机肥和生物性农药。那么,苍山县供应世博会的蔬菜完全达标,而类似高标准的蔬菜何时能端上普通人的餐桌呢?

    据了解,近年来苍山县仍曝出农产品安全案件。苍山县检察院的检察官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颇为典型的案例。有过卖农药和饲料添加剂经历的冯秋芬,1998年起下岗赋闲在家。2005年7月,她循着一条街头小广告提供的信息,伙同丈夫沈荣贞专门到江苏省句容市一家生物化学研究所咨询“1+1特效豆芽丰产素”(又称“无根素”)。研究所负责人朱华统介绍说无根素可以抑制植物须根的生长,提高豆芽菜的产量。意识到销售无根素有利可图后,冯秋芬便隔三岔五地向朱华统购买,然后兜售给本县杜启瑞、马加永等豆芽生产商。

    “直接用清水泡生出的豆芽光长须根,产量也低,最近这两个月没用无根素,挣不着钱了。”今年7月4日,杜启瑞被抓捕后接受讯问时这样说。

    据查,“无根素”主要成分为6-苄基腺嘌呤,系国家禁止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对人体有严重危害。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苍山县从2012年开始一刀切,包括国家在一定作物上限用的高毒农药全部禁止使用。”苍山县农业局党组副书记、农安办副主任张贵彬告诉记者,这样严格规定是有着背后深层次的主客观原因的。一些种植户文化程度不高,在他们看来高毒农药效果好,因为相较于安全农药来说用量很少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张贵彬说,一些农民只注重效果,对农药药性及残留的危害不管不问。而他们选择农药一般是邻里之间口耳相传,或者到销售地点询问哪种农药能够立竿见影。

    破解农产品安全困局

    不过,禁止全部高毒农药的使用,对于苍山县来说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张贵彬告诉记者,对于农产品尤其是农业化学投入品的监管,主要难在销售企业。苍山全县蔬菜批发市场有三分之一属于中小型,多存在市场不规范、数量繁多、管理混乱、经营品种复杂、恶意竞争、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等问题,既扰乱了市场秩序,又给农产品质量安全带来隐患。

    “由于相互争货源,导致部分市场置农产品质量安全于不顾。只要菜农卖菜,不论蔬菜质量如何,不管农残、重金属是否超标,是否非法使用添加剂,都照收不误。另外,全县大部分中小型蔬菜批发市场均没有配备农残检测设备,没有检测人员,所经销的蔬菜也没有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就发往销售地市场进行销售,也给农产品质量安全造成了隐患。”张贵彬说,目前,农安办正在建议全县所有蔬菜批发市场全部配备一套至三套农残检测设备,至少一名检测人员,“在资金方面,我们的主张是政府和批发市场各承担一半。”

    据悉,苍山县目前11部门联手以“行政执法+刑事司法”的手段,开展打击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行为的专项执行。

    据苍山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杜文戈介绍,对于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的具体法律适用,司法实践中尚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的细节。针对这一问题,苍山县人民检察院和县人民法院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详细界定了有关细节问题。

    “要真正实现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的控制,仅靠法律规范制约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多部门齐抓共管。”杜文戈说,在部门协作配合方面,苍山县创造性地提出了“四制一平台”方式,即重大案件联合挂牌督办制度、罪案会商研讨制度、案件线索移送和反馈机制和建立完善信息共享平台。“县检察院、公安局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职能部门协作配合,探索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长效工作机制,把预防和惩罚结合起来,构建系统化、全方位的犯罪控制体系,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驾护航’。”杜文戈说。

    “农产品监管涉及的部门特别多,容易形成九龙治水的局面。以前苍山县多部门管理农产品安全,要么是各部门各管各的,要么就是有利的地方都管没利的地方就没人管,造成执法空白。”张贵彬说,“如今有了公安、检察机关的介入,威慑力就大多了,目前在农产品监管方面基本不存在监管真空地带。”

    铲除地方保护是关键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注意到,新一届国务院食安委的成员单位,增加到20个有关部门。其中,监察部也明确成为食品安全委成员单位之一。胡颖廉认为,此次监察部“加盟”食安委,主要职责是问责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中的责任官员,防范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渎职”。

    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启动新一轮机构改革,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统筹原分散在工商、质检、食药监、卫生等部门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食品安全“九龙不治水,相互扯皮”的局面有望改变。

    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任务繁重而基层监管力量薄弱的矛盾突出。同时,基层执法机构装备落后,经费短缺,以及检验资源分散等问题更为突出。

    胡颖廉说,正在进行的地方食药监机构改革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工商、质检、食药监三个部门的人财物划转难度较大。

    今年以来,有关部门曾数度密集发声,表示要建立最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制度,由此打出一系列重拳,能否成为遏制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利剑”?从事了十余年食品安全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向记者表示,目前国家层面对于食品安全的态度就是严惩。“过去,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成本太低,犯罪者收益和成本,根本无法相比。现在就是让过去低成本的危害食品安全行为不能再存在。”他表示。

    “但要想真正起到遏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效果,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首先,目前的问题是法律法规很全面,实际执行软弱无力。如果相关的监管、执行机制不健全,效果不会明显。”郑风田说,“其次,对于食品安全问题,一些地方的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如果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不解决,地方政府就没有动力去解决本地的食品安全问题,从而导致目前经常出现的一个地区集中生产、制造一类假冒伪劣食品的现象还将继续存在。”

    “现有的相关法律显然无法破解如何遏制食品安全中的地方保护问题。”郑风田认为,“对于食品安全监管,现在我们是让地方有关部门负总责,但是个别地方有关部门很可能会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而置之不理。所以导致现在食品安全事件的曝光往往都是由媒体来完成的。”

    在采访中,不少专家向记者表示,各级地方政府对本地区食品安全负总责,是食品安全法赋予的职责,但在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上,地方利益往往导致监管漏洞。由此,去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首次明确将食品安全纳入地方政府年度绩效考核内容,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此举或许有望削弱地方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