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全球治理新框架正初现端倪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扬17日在社科院金融所主办的“世界经济再平衡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国际研讨会上表示，主要发达经济体抛弃W T O和中国等金砖国家，开展自贸区谈判以及全球六家主要央行之间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行为说明，全球治理的新框架正初现端倪，一个对中国并不特别友好的、新的同盟正在形成。

    全球失衡被认为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根源，各国对造成失衡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有人指责是格林斯潘造成了失衡，格林斯潘把责任又推给世界。

    对此，李扬指出，失衡是一个经常性现象，“上世纪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本来就是一个失衡的体系，这个体系要求货币发行国必须出现持续不断的贸易逆差，否则，就会不断出现货币收紧，美国从60年代末期开始就一直是贸易逆差。”与它对应的依次是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中国，最后是大批所谓资源型国家。在失衡的两方只有美国一方是不变的，他处于主导地位，所以要走向再平衡，美国必须做出切实承诺，发挥积极的主导性作用。

    李扬认为，判断失衡的原因要从实体经济和货币这两个层面来看。

    实体经济层面主要是全球分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都必须参加分工和交易，就会出现顺差和逆差，其中特别需要注意苏联、东欧的崛起，以及亚洲经济的崛起对全球失衡产生的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前，世界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和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双方都有各自的体系，各自的货币和金融体系，但是在苏联东欧解体之后，原来实行计划的国家纷纷实行改革，转向市场经济，劳动力翻了一番，大量受到良好教育的低成本劳动力突然涌入以西方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体系，使得整个世界在上世纪后20年，及本世纪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物价，低利率，经济高增长的美好时光，塑造了一种新的分工格局，“有的国家用廉价劳动力进行工业化生产，发达经济体生产货币、准则、秩序、高端服务，相互交换，这种交换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可以持续，但是当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展起来后，也要向高端、向服务业发展，也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表达自己的声音，这个时候冲突就出现了。”

    从金融角度来看，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经过80年代的调整，美元在交易、储备、计价、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地位有加强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同样还可以从苏联东欧崛起，以及整个亚洲崛起来解释。“苏联、东欧以前使用卢布，解体后几乎所有国家货币都和美元挂钩，亚洲地区是一个美元化区域，该地区一些国家货币直接和美元对应，当这些原先不在体系中，但使用美元的国家崛起之后，从需求方强有力的支持了美元的地位。当亚洲地区崛起、原苏联、东欧国家走上正常发展之路之后，自然的就在货币上提出自己的要求，而强势国家不会轻易满足这个要求，于是就有了危机。

    李扬认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该摒弃寻找新的货币代替美元的单一货币思维，而是要承认多元货币的现实，接下来最需要解决的是货币国策问题。

    所谓“货币国策”指的是某些强势国家利用汇率作为武器干涉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来达到本国的政治目的。“所以在汇率问题上，必须要有规则来约束主要货币储备国的政策，使其政策要更加透明。此外，各国之间必须密切地、经常地、平等地就各国宏观政策的协调进行讨论。”

    从2011年11月份开始，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先后开始了新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 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 T IP)，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 PA )，多边服务业协议(PSA )等等，而中国等金砖国家却被排除在外。

    李扬认为，这说明一个全球治理的新框架正初现端倪，“发达国家结成一个超级自由贸易区，W T O基本上将被抛弃，一个对中国并不特别友好的、新的同盟正在形成。更重要的是今年10月31日，欧洲央行、瑞士央行、英国央行、美联储、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等全球六家主要央行宣布已达成长期性多边货币互换协议。”

    李扬指出，这些国家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过去只是单向的，现在实现了无限额，无期限，无币种限制的交换，这意味着这六个央行覆盖的发达经济体在货币上已结为一体，“在互换里面有汇率问题，货币政策协调问题，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协调的问题等，这很可能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雏形，但是在这个体系里面没有中国，这对中国来说是巨大挑战，必须认真对待。”

    针对这种局面，李扬提出中国应当有紧迫感，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还是要适当加大，虽然中国与29国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但是因为没有通道，基本上还没有真正实施，只是一个意向，中国的支付体系根本就无效益，互换不可能发生，这些都对中国提出了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