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谈改革新突破：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助资本壮大

　　“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都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国企跟民企能够共赢、双赢。但这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企业必须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如果企业不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像现在国有企业这样是做不到的。

　　高层次的国资委作为一个领导机构，不是去直接管每个国有企业。企业是市场主体，已经股份制了，已经是上市公司了，自然有法律对它的制约。根据股份公司、上市公司的有关规定，有法人治理结构，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聘任的总经理来管，国资委管那些干吗？你就管好资本的进进出出，这才是主要的。——厉以宁　　

　　人物简介

　　厉以宁，1930年11月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目前还担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顾问、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副会长等职。

　　主要著作：《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等。

　　采访印象

　　厉以宁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厉以宁教授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 “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日本）等。

　　12月12日，CCTV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获奖名单揭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荣获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

　　从“厉股份”、“厉民营”，到“厉土地”、“厉城镇”，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厉以宁教授的思想和理论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生治学当如此 ,只计耕耘莫问收”，是他58年前留下的自勉。在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颁奖现场，厉以宁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我最大的心愿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年轻人要记得：第一，要有自己的梦想；第二，要有坚持的力量，不能半途而废。”

　　国资委不需直接管每个国有企业

　　厉以宁认为，“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都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国企跟民企能够共赢、双赢。但这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企业必须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如果企业不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像现在国有企业这样是做不到的。

　　第一个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分两个层次：高层次的是国有资本配置机制的改革，低层次的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什么叫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厉以宁直言，高层次的国资委作为一个领导机构，不是去直接管每个国有企业。企业是市场主体，已经股份制了，已经是上市公司了，自然有法律对它制约。“根据股份公司、上市公司的有关规定，有法人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聘任的总经理来管，国资委管那些干吗？你就管好资本的进进出出，这才是主要的。”

　　他认为，资源的配置、资本的配置，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就是过去只强调生产效率。生产效率就是投入跟产出之间的关系，一定量的投入下产出越多越好，生产效率高；一定的产出下投入越少越好，也表明生产效率高。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时，人们开始注意到另一个效率，叫做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跟生产效率是不一样的。“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它所着眼的正是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对宏观、对微观都有好处。”

　　厉以宁认为，国资委应当存在，但是它下面要建立若干个行业性的或者混合型的投资基金公司，管国有资本在某一个企业中的升还是降，比例增还是减。“新兴产业，应该增加国有资本的就增加，产能过剩、效益不好的，国有资本该撤走就撤走，把钱用在更有用的地方，这样你就站得高，就灵活了。”

　　民营企业产权必须清晰

　　为了避免使人产生“民营经济国有化”的误解，厉以宁把民营企业的改革称为体制转型，它的意义包括四个方面：首先，观念的转变 要从小业主的思想变为现代企业家的思想；第二，发展方式的转轨 从重数量、重扩张，向重效益、重质量转轨；第三，营销方式的转轨 现在的世界经济两大发展趋势已经很明显：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一个民营企业要赶上形势，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上下功夫，就涉及到营销方式的转变。营销方式转变了，才有更大的前途；第四个是管理体制的转轨。因为民营企业初创时多半是家庭制、家族制、家长制。但是规模渐渐扩大以后，就遇到了问题：产权是不是清楚？

　　厉以宁讲起一个例子：他在广东调研时，一个企业主诉苦说，企业当初是自己跟三个儿子一起干，从几百万做到几千万、上亿的规模。之后，二儿子死了，他的几个孩子就要求把他们应该有的股份退还，想搞别的。可是，产权从来没有界定过，对每个人的股份也没有一个界定。怎么处理呢？接着，大儿子和三儿子的孩子也说自己曾经出过力，要求退股，如果不退出来的话也行，就是要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股。

　　“这样，企业就乱了，我刚好在调研，他参加我们的座谈会，问我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当机立断，从现在开始清理产权，每人该得多少得多少，这样才行，越往后拖问题越大。所以产权要清楚，规模大了以后，家长制不行。应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产权必须清晰。”

　　“功劳”“苦劳”都应分享利润

　　刚结束不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厉以宁认为有一个新的突破，就是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我们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在理论上打破了过去非公有即私有的观念。而且《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还提到了允许国有企业向混合所有制方向发展，其中包括领域开放、门槛降低、民营经济准入，这就是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

　　《决定》还提到，企业员工持股是将来的混合所有制形式之一。厉以宁坦言：“这里面有几个问题要讲清楚。一个问题是资本力量的大小，不在于资本存量的多少，而在于利用这些资本存量能够控制多少资本。假定1000亿元资本，百分之百都是国有的，那就是控制1000亿元。如果占股50%能够控股，那控制的是2000亿元，因为其他股份是分散的。这是资本的壮大，而不是资本的削弱，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搞清楚。”

　　另一个需要搞清楚的问题，厉以宁觉得是在发展过程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创造财富。“既然财富是物质资本投入者和人力资本投入者共同创造的，那么为什么利润要归物质资本投入者所有，人力资本的投入只能够从工资部分取得自己的报酬，这不合理。”

　　“所以，出现了共享经济，共享经济实际上就是分享利润的问题，那有什么办法吗？第一是股权激励制度，股权激励制度无非分两个，一个功劳，一个苦劳。譬如说，有重大贡献、突出成就的，就应该根据一定的规则给予股权奖励，这是论功劳。论苦劳，在本企业工资，工人从进厂起，连续工作若干年，你就可以得到一笔股权奖励，这就是股权激励制度。”

　　厉以宁说，无论是国企、民企都要走混合所有制的道路，这样三种形式就出来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三分天下。而三分天下的同时，混合所有制经济还有四大好处：

　　好处一 把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优势集中到一起，相互取长补短。国有企业的优势在于资本雄厚、设备齐全而且比较精良、人才济济。民营企业的优势是机制灵活、自负盈亏、敢于冒险。

　　好处二 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好处。“我在其他国家看到，别人看到你是国家控股公司都怕，怕你收购人家的产业，于是用各种原因来限制你、阻拦你。而单个民营企业出去呢，因为你力量小，成不了气候，人家不怕你。假如混合所有制中还有外资的参与就更好了，对我们走出去有好处。”

　　好处三 凡是混合所有制经济，都是法人治理结构最有效的，企业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婆婆”，有法人治理结构管就好了。

　　好处四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合作的场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以实现双赢。

　　农民应是一种职业而非身份

　　厉以宁一直关注着中国的“三农”问题。“将来，谁来搞中国的农业？谁来种田是一个大问题。”厉以宁最近在浙江省龙泉市调研的时候发现，农民的土地确权了，那山林怎么办？“山林的情况跟我原来预想的不一样。我当初以为，林子的产权都定了，承包权是70年不变，这样子农民就会爱惜自己的土地了，实际上的调查结果不是这样。”

　　在调研过程中，厉以宁碰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山上森林发生火灾，林农不去救，任由火烧。而且，林子着火了，对这些林农还有好处：过一会儿火就灭了，树可以名正言顺地砍掉，卖钱后再种。因此，土地的利用很有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涉及到将来谁来种林子的问题。现在有一些林农搞“林下经济”。“有些农民不管林子了，但林下的地是他的，在那里养鸡、种蘑菇和木耳，但这个需要金融的帮助。”

　　厉以宁说，现在已有林业企业上山去，它们有资本投入，如何利用竹子、木头开发，它们是行家。所以，不愁没人参与，还是需要政策进一步明朗化。厉以宁相信林农会把山搞好，包括农民也会把自己的田地搞好。“因为在户口一元化以后，农民会继续存在，但农民将是一种职业而不是身份。这才是中国将来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