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列车》被批让中国丢脸 导演：不记录才耻辱

　　雨中，头顶行李，一张张焦灼的脸朝着同一个方向。放眼望去，是不见边际的人群。当闸门终于打开，人如潮水般蜂拥而入，有的一路疾奔冲向站台，有的哭喊着寻找被冲散的亲人……这是正在全国热映的纪录片《归途列车》的开场镜头。

　　成千上万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和影片主人公张昌华一家一样，不断重复着影片表现的生活。每年，他们会加入“痛并快乐着”的“春运大军”。

　　回家究竟对农民工意味着什么？春运“一票难求”到底有没有解药？春运大军的背后有怎样更深层的矛盾？带着这些疑问，导演范立欣从2007年开始，连续跟拍在广东打工的张昌华3年，积累素材300个小时，浓缩成90分钟画面。他为影片取名《归途列车》。

　　两代人的故事

　　“从浅的层次上看，归途就是回家的路。”范立欣影片中的主人公张昌华夫妇来自四川广安，当女儿只有两岁时，夫妻俩就远赴广东打工。尽管每一年的返乡路都充满艰辛，但近20年来，这对夫妇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春节回家团圆。

　　他们在广东的生活枯燥、乏味，不分昼夜灯火通明的服装厂，几乎成为生活的全部。为了能把更多的钱寄回家乡，让老人安度晚年，让儿女安心读书，夫妻俩省吃俭用，甚至生病也不去医院。然而，十年前，当两人得知张昌华的岳父突然去世时，一直“抠抠索索”的夫妇俩竟买了两张机票飞回家乡为老人送行。

　　“这两张机票意味着他俩一年就白干了。”这件事让范立欣清楚地体会到“家乡”和“乡土”在张昌华们心中的意义与分量。在他看来，第一代农民工离开乡土是被迫的，进城打工是只是谋生的手段。他们对乡土有天然的归属感，长年在城市吃苦受累，春节回家对他们是慰藉和“疗伤”，是主动的回归。

　　“第二代农民工就不同了。”范立欣说。他在影片里讲到2岁就成为留守儿童的女儿张琴。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的女孩，见到一年难得碰面的父母，不仅没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情，反而显得生疏。她在外公的坟前哭诉，说自己并不想见到父母。而比亲情的隔阂更让张昌华夫妇揪心的，是女儿终于在十六七岁时辍学，重新踏上了父辈的打工路。

　　她在服装厂埋头苦干过，她在狭小的宿舍里畅想过未来，她最终选择在一家夜店当起了服务员，时常像城市男女一样，在舞池的人潮中甩头扭腰，释放情感。在范立欣眼中，虽然张琴每年也在春运大潮里挣扎，但新一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有着更深的理解和向往，他们希望的归属就在城市，不是乡村。

　　“这个日益庞大的群体，目前并没有机会享受城市人的待遇，他们的归途在哪里？”

　　范立欣之所以选择春运这个题材，是因为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各种矛盾，都能在这里找到观察点。而《归途列车》与其说在讲春运的故事，不如说“展现了一个困于昨天和明天之间的、中国农民工家庭命运的故事”。

　　被删除的镜头

　　“从更深的层次看，我们要问的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归途’在哪里？”范立欣希望所有看过影片的人，都能关注到城市化进程中，持续存在的紧张与矛盾。

　　他曾捕捉到这样的镜头：一个广州警察在维持火车站秩序时，质问拥挤在人群里的张昌华：“你们这些外地人跑到我们广州来干什么？”压抑已久的张昌华反击了：“要不是我们广安的邓小平到你们这里搞改革开放，可能今天你们连我们四川都不如呢。”这个镜头最终因为时长原因没有放进片子，但却一直刻在范立欣的脑子里。

　　在成为“范导”之前，范立欣曾是中央电视台的一名摄像。时常下乡的他，往往前一刻还在家徒四壁的乡村，后一刻就坐在灯红酒绿的三里屯。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他更多地思考起城乡差距的产生、发展和“归宿”。

　　需要思考的问题

　　不少人质疑范立欣拿外国的钱，拍让中国丢脸的题材。范立欣说，这是中国2.4亿农民工的真实生活写照，剧组并没有添油加醋地表现。相反，“这样的事情如果不被记录下来，是我们这代人的耻辱”。

　　2009年，在美国的圣丹斯电影节，北京一所中学的访问团被安排观看《归途列车》。放映完毕后，一个男生激动地跑上台抢过话筒，说起了感受，“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爸爸妈妈让我好好学习了，因为他们想让我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

　　孩子的责任感让范立欣感觉非常安慰。他说，在这个不能跨越的阶段里，每个人都可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收起城市人的傲慢，拿出同情心和责任感，对农民工友好一点，哪怕是地铁上让个座，对餐馆的小妹妹说声“谢谢”。

　　一位美国中部的观众看完电影后，说要谢谢范立欣。他说自己很理解在外贸服装厂工作的张昌华，看到他为自己的儿女付出的努力，就像看到自己的父亲一样。而在以前，他会抱怨这些努力工作并把产品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工人，“把我们的工作抢走了”。

　　“其实中国社会就是一辆大列车，”范立欣说，“无数像张昌华一样的农民工兄弟姐妹和我们同在这辆列车上，这辆列车最终的归途在哪里，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新华社 (双瑞  周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