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春联创作火热 第一册《新春联》印数过万

　　韦泱

　　书缘使然。在文庙旧书摊先后淘得两册《新春联》小册子，出版时间距今漫过一个甲子，可说不算新的《新春联》了。 

　　第一册《新春联》，由“上海文艺处文学室、全国文协上海分会”(即上海市作家协会前身)编选，上海通联书店初版于一九五O年二月，印数八千册，当月又再版印刷一次，印数三千册，总计为一万一千册。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春节的到来，上海两家主办方经商定，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拟定了一则“征求新春联”启事，并刊登于上海各报。到第二年一月十五日截稿日止，在不满一个月的时间内，“收到应征新春联共一万五千八百三十副，应征者计一千一百余人，包括工人、战士、作家、教授、教员、军属、职员、家庭妇女、摊贩等各阶层。地区有长春、大连、沈阳、武昌、长沙、北京、汉口等地。其中个人创作最高记录为四百六十副。应征者年龄最轻的为十三岁，最高为七十六岁”。这段《新春联·后记》中的话，说明了当年新春联应征盛况，并说“这次所发起的创作新春联运动，已引起了各阶层普遍的注意，并得到他们热烈响应”。 

　　为了赶在春节前印成专册，散发到内地的城市和乡村去，主办方早于一九四九年底，就组成了二十一人的评审委员会，经评审后，选出九百余副编印成《新春联》。此书小三十二开，竖版右翻式，繁体字印刷。版权页后的“目次”上，分一般用、工厂暨工人家庭用、农村用、部队用、学校用、机关用、百业用七个类型，一般用的新春联最多，达五百三十五副，部队用、机关用最少，各为三十副。《新春联》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第一页就有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的一副对联：“群众一心团结四亿七千万，解放全国欣逢一九五O年”，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扬眉吐气的心情跃然纸上。诗人沙金写的是“劳动世界家家欢乐，人民天下个个翻身”，作家何公超写有“解放全中国和平建设，创造新社会富强康乐”的对联，都表达了同样的情感。出版家陈雪帆则写道：“竞购折实公债国家困难就是自己困难，响应节约生产大众幸福才有个人幸福”。难得的是，郭绍虞教授写了一副长联前来应征：“同样是东壁图书西园翰墨只须观点从新即使埋头钻研不复为象牙宝塔，莫再说青衿才子红粉佳人且看决心除旧互相努力学习何尝作蠹鱼生涯”，这副对联倒适用于学校图书馆。不少对联是以集体名义应征的，如北站区大公站应征的对联是“劳动生产摇钱树，精简节约聚宝盆”，复兴中学的对联是“城乡互助助人助我，劳资两利利己利他”。 

　　时过境迁，不少对联内容已成“明日黄花”，留有那个年代特有的印痕。而有的因弘扬传统文化、民族美德等，到今天仍能适用，比如关于迎新祈福、厉行节约、劳动致富等方面的对联，具有永恒的审美效应。因为对联内容贴近时代、贴近生活，所以被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当然，现在写春联应与时俱进，除了形式是传统的，内容则宜新颖、别致，更具有时代感。 

　　这册《新春联》的封面(左图)亦颇可观，一幅富有民俗气息的彩色剪纸，画面中其乐融融、人丁兴旺的农家，充满着辞旧迎新的欢快气氛。 

　　另一册《新春联》，为一九五一年一月出版，由全国文协上海分会独家编选。与前一年出版的《新春联》不同的是，版式小至六十四开本，“目次”上只有一般用、工厂用、农村用、商店用、其他等五类，对联数量也少了。总之，是“瘦身”了。这册《新春联》，作者的姓名中，我看到了“独鹤”，即老作家严独鹤是也。他写了三副对联，如“英勇参军欣献岁，光荣祝捷喜迎春”、“喜听腊鼓随腰鼓，高唱秧歌接凯歌”等。从旧社会过来的旧派文人，投身新社会的新环境，有切身的新旧对比感受，写出的对联也出自肺腑，言为心声。严独鹤是我国新闻界前辈，曾主编《红》《快活林》等杂志，建国后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可惜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去世。 

　　时下，人们抱怨过年的年味淡了。尤其在城市里，春联已难得一见。然而，两册由上海作家协会主编的早期出版物《新春联》，却折射出六十多年前春联创作、书写运动热火朝天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