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泉根：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研究的时空变幻

　　海豚出版社编辑梅杰通过快递给我送来一本《周作人论儿童文学》。这天傍晚，我从城里开会回家，这本“新鲜出炉”的图书，已经静静地摆在书房的案头，柔和的灯光下，简洁、淡雅的封面显得特别醒目。

　　书的编者是刘绪源，他在《前言》开头这么写道：“都知道周作人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也知道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从事儿童文学研究与教学的人大都能说出一些他的文章或观点，坊间也有过此类的书。”这最后一句有一条注释：“一九八五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印行的《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王泉根编)曾产生过较大影响。但那时找周作人资料很不方便，故此书规模较小，仅收文四十七篇。……这当然是因彼时条件所限，此书能面世已属难能可贵。”刘绪源这几句看似轻描淡写的文字，却如暗夜中的一道闪电，撕开了我尘封的记忆闸门。那年那月，岂只是查找资料不便、条件所限？个中甘苦，只有自知。

　　那是1980年代初期，我作为“77级”本科生，正在位于重庆缙云山下的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中文系读书。西南师大中文系曾是钱钟书、季羡林的老师、“学衡派”中坚人物吴宓先生晚年任教之所。吴宓在“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离开重庆回陕西泾阳老家，不久谢世。我们读书的时候，无论是文化语境、学术环境都还处于“窄寒还暖”的时期，当时中文系在要不要给吴宓先生开追悼会的问题上，就有尖锐的对立意见，最后是在中文系资料室搞了一个小规模的仪式。对于吴宓尚且如此，对于周作人这样的复杂人物，要开掘学术研究其难度自然更是可想而知。那时我虽还是一名学生，但已生发起研究“文学研究会‘儿童文学运动’”的念头，这一念头“突发奇想”于1981年9月7日晚上第三教学楼晚自习的教室里。我信手记下了这么一行文字：“忽然想到：刚才在看文学研究会章节，文研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注重现实人生，这使他们必然要注重到儿童的解放和教育问题。因此，文研会成员(如叶圣陶、冰心、郑振铎)对儿童文学的贡献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他们的文学宗旨所导致的结果。由此想到：考试后可否撰写《文学研究会对儿童文学的贡献》之类的论文。(夜11点记)”这一“突发奇想”的直接成果是促使我最终完成了一篇12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列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出版(编辑改题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并据此获得了杭州大学(今已并入浙江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与成立宣言的起草者是周作人，研究文研会自然离不开周作人。当我在点点滴滴搜集文研会资料的过程中，惊讶地发现：周作人还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拓者之一，是最早研究中国童话、最早系统地提出儿童文学理论见解的人，一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周氏兄弟倡导研究儿童问题、关注儿童文学开始的。我对自己的这一“发现”激动不已，但学界的现状又使我陷入迷茫。对于鲁迅，学界早有定评性的研究成果，还在1961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就已出版了蒋风先生编的《鲁迅论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一书，但对于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的关系，长期以来无人提及，似乎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儿童文学史上压根儿没有发生过这回事。

　　当时年轻气盛的我，大有“初生牛犊”的劲头(而我的生肖也恰好是牛)，认准选题不放松。我在撰写文学研究会学位论文的同时，又投入了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的研究。从1982年开始，我利用一切外出机会，搜集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的文献，至1984年年底终于编成了《周作人与儿童文学》一书，并撰写了《论周作人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长文。那时我的身份是硕士研究生、讲师，出差坐的是火车硬座，住的是鸡毛小旅店，但最感困难的是搜集资料之不便。复印机在当时还十分稀罕，图书馆复印一张A4纸，要5角人民币，差不多等于10个鸡蛋的价格。因而极大多数资料我都是一字一字手抄下来的。最难忘的是1984年12月29日杭州零下三摄氏度，我在西湖孤山脚下的浙江图书馆特藏部，呵着冻僵的手，抖着冻麻的腿，手抄了周作人《童话释义》等文。以后，我还在北京万泉河小区拜访过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先生。当时坊间已能看到周作人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周作人早期散文选》(许志英编)，但岳麓书社由钟叔河先生主持的那一套周作人的多种单行本的硬壳书，还要再过数年才得以面世。因而在当时的语境下，周作人研究依然是一个“小心翼翼”的话题。当我将《论周作人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一文寄往京沪等地的刊物，无一例外均被退回，或是泥牛入海。有一次上海某杂志的编辑亲口对我说：“周作人这个题目太敏感了，我们不敢发表。你是否可以写点别的题目，如叶圣陶、张天翼。”至于《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的书稿，自然也找不到出路。有一天，我找到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田地先生，他听完后说了一句：“研究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要想不谈周作人，那是完全不行的。你编的这本书今后就由浙少社出。”

　　1985年8月，《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终于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此书15.7万字，定价1.20元，印数3000册。但当时出版赔本的学术类图书往往要由作者包销若干，于是就有1500本“新鲜出炉”的《周作人与儿童文学》像小山一样堆放在空间原已窄小的寓所。这是我从事笔耕以来出版的大大小小数十种图书中，唯一要我包销的一本书。经过将近两年的“推销”，到1988年11月13日，共有1240本，被各地高校、图书馆及儿童文学爱好者购走。但就在我不断跑邮局寄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使我“心惊肉跳”的事：1988年年初，上海某大报为配合“清污”发表的某名家文章中，误将《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看成是周作人写的儿童文学作品(其实作者根本没有看到过原书，只是想当然而已)，点名批判。这真使我哭笑不得，手心还捏了两把汗。多年后，据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某编辑告知，社里曾约请倪墨炎先生编了厚厚一大本《周作人和儿童文学》，终因瞻前顾后不敢出版。

　　当然，我的辛苦工作多多少少还是发生了一些作用，正是浙少社出版的这3000本《周作人与儿童文学》，使国内从事儿童文学研究与教学的人大都能说出一些有关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文章和观点，有论者曾在《中国文学研究》刊文认为：“《论周作人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一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周作人的儿童文学主张并肯定其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的重要论文，它的出现翻开了周作人研究中被历史尘封已久的厚厚的一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的重新发现作出了突出的他人无可替代的重大贡献。”这样的评论不免“帽大头小”，但对于我的“个中辛苦”毕竟是一种“同情的理解”。

　　好在一切都已成了历史，真如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毛阿敏唱的片尾曲那样：“一页风云散那，变幻了时空。”试看刘绪源现今的研究状况，他在《前言》中这么写道“今年三月，海豚出版社来信力邀，请我编一部《周作人论儿童文学》，这可说是一拍即合，家中已有钟叔河先生编订的十四卷本《周作人散文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搜寻资料已非常方便。于是，我将周作人的全部文章泛览一过，从中找出120篇论及儿童文学的文字，按年编定。”这篇《前言》写于2011年8月30日，也就是刘绪源花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大功告成了。看到如此轻松愉快地“泛览一过”的选编工作，遥想当年我在零下三摄氏度手抄周作人文章的往事，真是对刘绪源羡慕不已：刘绪源正是赶上了做学问的“幸福时光”啊！

　　但学术研究的“泛览一过”有时不免也会留下遗憾，因为手头已经有了14卷本的资料可资借鉴，用不着再去图书馆辛苦搜集了，这就难免会有遗珠。例如，周作人1943年2月23日为梅娘编写的童话《风神与花精》(新民印书馆出版)所写的序言，就没有收入。所以海豚版《周作人论儿童文学》一书，还不能说是周作人论述儿童文学的全部文字。当然这比起1984年浙少社版的《周作人与儿童文学》，厚度已是大大地增加了，而且大概也用不着编者再去包销邮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