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忧乐”精神：为官者应先忧国君后国民

　　作者：高秀昌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对后世影响至深至远的一句名言，它所表达的是自古迄今中国人最为崇尚的一种精神：“忧乐”精神。

　　一般说来，人人都有“忧”与“乐”，而范仲淹所说的“忧乐”是特指为官者的“忧”与“乐”，指为官者的一种品质和精神，也可以说是为官者的官德。官员是从国民中选拔出来的、承担管理社会责任的、社会中具有“特权”的阶层。官员手中握有国家、人民所赋予的权力，他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为国家、为人民做事，也可以为自己、为亲朋牟取私利。这就要看为官者的官德如何了。范仲淹所主张的“先忧后乐”观，其实就是为官者的立己之本的官德。

　　那么，为官者的“忧”何所指呢？

　　首先是“忧”国君。范仲淹的忧君之心首先表现在对于国君的不能选贤任能上。国君也是一个人，也像平常人那样有七情六欲，有其长，有其短。在治理国政中，国君也有其长，有其短。称职的为官者，应当喜国君之长而忧其短。在范仲淹看来，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国君要治理好国家，其首要任务就是选贤任能。然而，当朝的国君、皇帝往往因为主客观的原因，不能做到选贤任能，相反常常会近小人、亲佞臣、用庸才，致使“官乱于上”，“风坏于下”。这便是真正称职的大臣、为官者所担忧的。但是，光是担忧不能解决问题，称职的大臣、为官者应当积极地出谋划策，辅佐君王，选贤举能。范仲淹就曾屡屡上书，向皇帝献言献策。

　　其次是“忧”国民。明道年间，江淮、京东发生蝗灾，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就请求朝廷派人赈济，仁宗不理，他愤然质问：“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仁宗深感有理，这才命他安抚江淮。他开仓赈灾，蠲免茶盐税，禁民淫祀，并将百姓所吃的乌昧草带回京师，请仁宗传示六宫，以戒奢靡之心。

　　再次是“忧”自己。在奉行“厚黑学”的官场上，在明争暗斗中，人的得宠、受器重或失宠、遭贬黜，或升或降，自己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有时小人的“谗”、“讥”之言就会断送你的前程。所以官员们常常是忧心忡忡：进亦忧、退亦忧，“忧谗畏讥”，难有喜乐的时候。高人一等的“忧”却是：出忧其民，处忧其君。范仲淹所倡导的忧己之“忧”实是忘己之“忧”：其忧己即忧国、忧民，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大“忧”。

　　那么，为官者之“乐”又何所指呢？

　　在范仲淹看来，为官者的“乐”特指“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官者当然有自己的“乐”，但是，他的“乐”是建立在“民之乐”和“君之乐”的基础之上的。他曾经在《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酝》中说：“但愿天下乐，一若樽前身。长戴尧舜主，尽作羲皇民。耕田与凿井，熙照千万春。”这就是说：天下有道，天下有序，天下太平，天下和谐，为官者当乐；黎民百姓吃得好、穿得暖、住得舒、行得通，安居乐业，为官者当乐；为官者忠贞报国，心系百姓，遵纪守法，恪尽职守，选贤任能，清正廉洁，鞠躬尽瘁，为官者当乐……总之，为官者的“乐”就是“乐君”、“乐人”、“乐四海”。

　　诚然，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范仲淹也不可避免地受时代的局限。但是，他毕竟是一位具有改革意识的进步政治家、思想家，因而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对后世可以说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为什么说这是一笔丰厚的财富？因为自古迄今，中国人都崇奉这种“忧乐”精神。一个人一旦为官，他总希望能够践行这种精神，尽管这一精神并不是人人特别是一些为官者所能够做到的。“先忧后乐”的思想所表现的正是中国人所要弘扬的民本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克己奉公精神，等等。这些精神也是我们当代人所要加以弘扬的。

　　不过，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范仲淹所讲的忧乐精神是源自传统社会的家国同构体系，跟现代社会所要倡导的现代精神如自由、民主、法治、平等、理性等是有很大距离的。这主要表现在：传统社会中的民本不是民主，民本的背后是官本；传统社会的自由是任性的自由，不是个体自由，不是制度自由；传统社会中的官员的忧国忧民最终可以归结为忧己：进也忧、退也忧，在其全心全意求当官、升官的时候，时时、处处都战战兢兢、忧心忡忡、患得患失……指明这一区别是想在我们高扬范仲淹所倡导的忧乐精神的同时，要谨记：在传承忧乐精神的积极价值时，应当注意清除其封建性的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