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大有作为的宣传艺术能否在今天有所作为

　　美术的社会功用是“艺术概论”中的基本问题，从古至今，从中到外，概莫能外。但是，这种功用如果仅仅是“成教化，助人伦”，那可能还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尚没有脱离艺术审美的本质。将艺术功能中的一些特质运用到商业上，就产生了专门性的商业艺术，比如商业广告和与商业相关的艺术设计等等，都在艺术的范畴内将艺术的功能扩大到服务的领域，使艺术的功能得以充分地显现。可是，在历史上，将艺术运用到战争之中使之成为战争中的工具，并发挥武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则是与艺术相关的一个特殊的问题。而在商业和战争之间，服务于政治的艺术又是另外一种艺术形态。与战争相关的艺术是与政治相关的艺术的极端化，因此，它的特殊性在艺术史中往往成就了特殊的篇章。

　　德国的一位将军曾说：“最后的胜利应该不仅仅是依靠武力所能解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世界各国的军事家都明白了这个道理。”他还说：“对战争起决定作用的是宣传。”德国的一本名著《没有武器的战争》引用了这段经典言论，它也出现在1941年日本读卖新闻社和新闻研究所在日本桥三越百货商店举办的“战时下国际宣传展览会”的前言中。“战时下国际宣传展览会”所展出的是日本外务省情报部所藏的一战时期欧洲和美国、加拿大等协约国的宣传画，其内容主要有布告或公告、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士兵的招募、战争资金的募捐、兵器和装备制造工厂的职工招募、红十字会护士的招募和募捐、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募捐、为牺牲者的募捐、为战争捐赠船舶和相关物资、与战争相关的公债发售、鼓励储蓄、节约食品、呼吁女性参加劳动。这些宣传画运用多种艺术手段以及巧妙的构思，充分表现主题思想，艺术的形式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可以说，这些1918年前后的宣传画作为战争的工具为了15亿人卷进的战争，不仅在当时有着“对战争起决定作用”的意义，而且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和中国的抗日战争都有着特别的关系和特别的作用。

　　日本之所以在1941年举办“战时下国际宣传展览会”，其意义在展览“前言”中已经说明，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展览来借鉴、提升宣传画的艺术水平，从而服务于当时对华的侵略战争。从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初期开始到建立伪满洲国，日本动用宣传机器，对华印制了大量的传单、标语和宣传画，其中的传单幅面不大，有的是文字配图，类似于战况和时事的报道；有的是漫画式的图像，内容有宣传大东亚共荣，赞美伪满洲国的幸福，揭露战争的灾难并以憧憬和平来呼吁停止抗日，诋毁国共合作，离间国际抗战联盟，如此等等，比较多的是运用漫画的形式。这一时期的宣传画明显吸收了一战协约国的宣传画形式，表现出了一战宣传画对于东亚的影响。如今保留在日本东京大学信息学院的战争宣传画以及传单、标语等遗物，就是我们今天研究这一时期宣传画与相关问题的重要资料。其中日军华北军报道部在华制作的传单和标语的样本则详细地记录有“作成番号”、“调制月日”、“发送月日”、“作制部数”、“配送部队”等内容，而这些宣传品的印制数量一般都有数十万份，可见当时宣传战的规模。

　　1940年7月24日，朱德总司令在延安应邀到鲁艺作《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的报告，在所讲的四个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敌人在宣传工作中重视利用艺术”，因此，他提出了“我们对艺术在宣传工作中的作用的看法”，以及“我们对艺术工作者的要求和希望”。此前他就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亲密地联合起来”，还因为日本侵略者利用艺术特别注意运用中国形式，如司马温公破缸的故事等，特别提出要用民族民间艺术做武器为抗战服务。所以，有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抗战。显然，敌我双方都把文艺作为战争的武器，而今天用艺术的视角来看这些抗战时期的宣传画，以及共产党培养的文艺工作者所创作的木刻年画和宣传画，其艺术水准都远远高于同时期的日本宣传画，以及国民党军中的宣传画。战争时期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于推动文艺形式为战争服务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当时美国政府就派专人到延安来考察共产党的宣传艺术，收集相关的资料(现保存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后来出版了《延安报告》。与之相关的另一方面，在延安还有一个日本人反战联盟，也在利用艺术的形式印制了不少传单，反对战争，告诉前线的士兵：远在日本的妻儿盼望他们回家。可见，利用艺术的宣传是上个世纪战争中的最常规和最普遍的武器。

　　如今，宣传画基本上消失在新世纪的晨辉之中。虽然宣传的艺术还在，但是艺术的素质却大大下降，最重要的是艺术的宣传不为社会所重，而社会在新媒体的时代也失去了对旧有形式的欣赏。宣传的艺术与艺术的宣传的核心问题是能否为今天的社会服务，显然，在战争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大不如以前，已经微乎其微，然而，在为建设和发展服务方面却仍能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追求中分担特别的使命。宣传画这一20世纪的艺术传统在今天除了艺术史研究的价值之外，应该说还有在为社会服务方面重新焕发生命的可能。(陈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