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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白银购买力两次上升 农民负担重引发起义

2012年03月16日 17: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参与互动(0)

  作者:习永凯  

  清代田赋实行货币地租,但其制度设计未考虑币值变动因素。嘉道年间白银购买力两次大幅上升,田赋定额不变,加重了农民负担,引发了两次农民起义。清末白银购买力下降,田赋总额增加低于银价变动幅度,农民田赋负担并未加重。

  货币供应量影响白银购买力

  19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国多为银本位或金银复本位,金银比价稳定,但金银购买力有较大变动。1815年欧洲战争结束至1850年代初,由于美洲白银减产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商品价格普遍下跌,世界范围内白银购买力普遍上升,大多数国家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嘉庆后期及整个道光年间,中国银钱比价上升,银计物价下跌,形成了严重的经济萧条。19世纪50年代的金银大发现,货币供应量增加,结束了持续30多年的通货紧缩。70年代金本位在欧洲的实行又引发了新一轮通货紧缩,金银比价大幅上升,但欧洲白银购买力在1870年后的20年中较为稳定。19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战争结束后以银为货币的中国经历了20余年的较低物价,称为“光绪萧条”。19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世纪初,白银购买力大幅下降,中国银计物价在十几年中上涨到了原来的2倍多。

  税赋货币化下农民纳税负担与农产品价格波动相关

  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经历了从人丁向田亩、资产过渡,由劳役、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变过程。农业社会的实物税是以农民所得为基础计算征收的,并且通过荒政等制度安排调节征收数量。农业社会的统治者认识到自然灾害发生时,通过减免税赋及救助来减轻农民负担,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些措施在国家税收以实物形式征收时有较好的作用。在税收货币化的情况下,除自然灾害之外,农产品价格变动也影响着农民的纳税负担:一是税赋征收的季节性(粮食收获后)与粮食消费的持续性相矛盾。二是丰年粮价普遍下跌,农民需要出售较多的粮食才能完纳赋税,同样加重农民负担。三是在通货紧缩状态下,农民负担会逐年加重,引发社会经济危机。

  货币税赋状态下,农民所得受农作物产量及其价格的影响,而荒政救助等安排未考虑到农产品价格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粮食生产长时期内相对稳定,在税赋货币化情况下,粮价的变动必然影响到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例的变化。作为农业社会经济活动主要参与者的农民,占国家全部人口的绝大部分,其经济活动对象基本上是粮食作物,交纳田赋的主要货币来源是出售粮食,因此粮食价格的变动极大影响着国家大多数人的税务负担。由于生产效率低下,清代的农业剩余“颇为微弱”,在通货紧缩时期,增加的税负将不多的农业剩余占有,使广大农民生活更加贫困。

  晚清白银购买力变动影响农民赋税

  清沿明制,税赋多以纹银征收,鸦片战争前财政货币化的程度就高达75%,并且赋税的重点还在于商品化程度较低的农产品。雍正、乾隆、嘉庆及道光年间,财政收入每年为4000万两左右,其中田赋约3000万两,占绝大部分份额。19世纪后半叶,随着厘金开征以及关税收入增长,清政府财政收入逐渐增长到8000万两左右,但田赋收入规模保持稳定,每年总额仍在3000万两上下,所占份额下降到40%—50%左右。19世纪末清政府财政收入突破1亿两,1911年财政预算收入猛增到近3亿两。1911年田赋仍是第一财政收入来源,为4810万两,绝对数额有了较大增长,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比重下降。

  在清代的大部分时期内,以银计量的田赋总额是稳定的,白银购买力上升,银计粮价下跌,农民负担必然加重。18世纪末19世纪初银计粮价有一个U字形变动(图2中只显示了U字形的后半部分),这与欧洲战争及各国对贵金属的管制时间基本一致,粮价U形变动的同时,国内的银钱比价呈倒U形变动,从而揭示这次粮价变动是银价变动的结果。18世纪末银计粮价的快速下跌及银钱比价的快速上涨,必然使农民的负担迅速增加,这应该是同期白莲教起义的一个诱因。而1810年代之后长达30多年的通货紧缩,物价和粮价都下跌超过50%,银钱比价也大幅上升,这是一个缓慢但长期的过程,使农民的税负在一个长时期内逐渐增长,引发众多社会矛盾,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重要因素。

  白银购买力下降时期,清政府的税收增长与价格的上涨密切相连。晚清财政的膨胀,一是由于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增大,需要保持自己独立的财源;二是关税从光绪初年的2000万两增加到4000万两;三是清政府战争赔款及日益增加的开支的需要。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如此迅速的财政收入增长在一般情况下会使百姓不堪重负,从而引发社会危机。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财政收入结构变化,二是货币币值变动的影响,主要是银计物价的变动。晚清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动,有周育民、申学锋、史志宏等学者的研究,在此不再赘述。图2中显示清朝的最后20年中,银计粮价上涨了1倍多,虽然同时期财政收入从8000多万两增加到3亿两,增长了2倍多,但其中田赋的增长并没有超过粮价的上涨幅度,只是从3000余万两增加到4800万两,作为社会主体的农民的田赋负担并没有加重。当然盐课和厘金的一大部分也是由农民来承担的,在通货膨胀时,这部分税收实际增加的负担没有数字增长表现得那么严重。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辑: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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