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合组织公布11个“幸福”标准 与中国标准不一

　　记者张弘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崔健的歌词，和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密切相连——即什么是幸福？怎样的生活才能算幸福？它仅仅是每个人的主观感受，还是可以用实际的标准来量化？

　　近日，经合组织(OECD)研究报告《民生问题》出版，该报告探讨了决定人们生活和幸福感的11个方面，对比中国社科院2011年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的14个指标，“中国标准”没有经合组织的“工作-生活平衡”、“公民参与和社会治理”这两项。专家同时表示，国内一些学术机构发布的许多类似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存在不少问题。

　　11个幸福的对照标准

　　据《社会心态蓝皮书》主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王俊秀介绍，2008年2月，法国总统萨科齐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以及巴黎政治学院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让·保罗·菲图西三人共同担纲，组建了一个名为“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组织了包括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等数十位专家学者参与课题研究。该委员会于2009年9月公布了政策分析报告，经合组织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正是以这份报告为理论基础，与各成员国统计机构合作，定义分析框架、选取指标、确定指数标准。

　　记者看到，经合组织的调查从物质条件和生活质量两方面对幸福进行了考察。其中，物质条件的指标有三个，其中包括收入和财富等等。而生活质量方面的指标包括八项：健康；工作-生活平衡等等。尽管经合组织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衡量幸福的指标，但其结论仍声称，其“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对人们幸福的衡量标准仍是一道难题。”

　　标准差异源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

　　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了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负责这项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向294个城市的居民做了短卷调查，针对33个重点城市居民做了长卷调查。在量化幸福感时，主要调查14个指标，包括未来生活和社会发展信心以及家庭和睦、人际关系、居住等。

　　记者对比了这些标准发现，经合组织中的“工作-生活平衡”、“公民参与和社会治理”两项指标，在中国学者的幸福感调查指标中普遍缺乏。对此，《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的作者李恒表示，调查幸福感的14个指标，主要是为了配合城市竞争力调查，因此，主要偏重于经济方面，和其他的幸福感指标也就不一样。而王俊秀表示，“工作-生活平衡”缺乏，可能是国内把这一项纳入国民工作和休闲时间的调查里面了，公民参与和社会治理缺乏，可能是因为大家现在对于社会治理参与较少。总之，这种幸福标准的差异还是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造成的。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则称，国际上关于幸福感的标准有一百多种，本身就不统一。国内关于幸福感的标准，一般都是根据一些国外的标准设定的，因此也很不统一。无论是从各种指标的设定，还是从研究方法，都很难通过量化，设定一个统一的幸福标准。

　　幸福标准比较

　　经合组织的幸福标准：物质生活条件的指标有三个：收入和财富；工作与收入；住房条件。而生活质量方面的指标包括八项：健康；工作-生活平衡；教育和技能；社会关系；公民参与和社会治理；环境质量；人身安全；主观幸福感。

　　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的幸福标准：包括未来生活和社会发展信心以及家庭和睦、人际关系、居住、社会治安、教育、环境卫生、社会保障、就业、医疗保健、社会道德风气、经济收入、交通、灾难防范状况。

　　幸福指数问题重重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术机构也发布了许多类似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王俊秀称，类似的指数编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不同指标体系的指标选取不同，造成省、市评分和排名差异很大，指标之间“互相打架”，造成民众理解困难；二是现有指标的编制需要依赖现有的统计制度和统计数据，缺乏反映公平、环境、可持续的数据支持，很难超越“现代化指数”、“小康指数”；三是主观指标的抽样和测量存在问题，调查方式也做不到入户面访，一些问卷编制者缺乏测量学知识，问卷问题直白、意图明显，难以获得民众真实想法；四是指标发布和使用脱节，编制出的指数采用率低，社会影响力弱，更得不到政府部门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