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电影《赛德克·巴莱》:文明与暴力的反思

　　文明与暴力的反思——评电影《赛德克·巴莱》

　　文明的屈辱与野蛮的骄傲

　　今年5月，中国台湾导演魏德圣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在内地影院上映，掀起一阵观影热潮。影片以台湾日据时期“雾社事件”为背景，讲述了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在其民族领袖莫那鲁道的带领下，以小敌多地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谱写出一曲华丽悲壮的浪漫史诗的故事。欧美电影里反殖民斗争的故事并不稀奇，从《与狼共舞》《勇敢的心》到《阿凡达》，这一题材也被演绎过数次。那么，《赛德克·巴莱》又将如何拍出新意。

　　运动镜头的诗意、场面的磅礴与逼真可谓该片最直观的优势。而影片最大的成功莫过于人物的塑造。赛德克人的领袖莫那鲁道有着不被驯服的天性。如面对已成为日本警察的赛德克人花冈一郎的劝说，莫那鲁道说：“日本人比树林里的树叶还要茂密， 比浊水溪里的石头还要多， 但我反抗的决心比奇莱山还要坚定！”

　　好电影总是拿人物的自尊心做文章。赛德克族是传统的狩猎民族，山林中的雾气、茂密的植被和众多神显表现了赛德克人与山地同源的想象。但是，自日本人到来后，他们却失去了天然的猎场，男人沦为锯木工，女人则去陪酒，忍受着文明带来的屈辱。莫那鲁道崇尚自由、不甘屈服。他说到：“如果你们的文明是让我们卑躬屈膝，我要让你们见识野蛮人的骄傲。”与其卑躬屈膝地活在所谓的“文明”中，不如带着尊严的死去，这样便可以通向祖灵的猎场，那里有一座彩虹桥在等待着赛德克人。赛德克族的妇女为了不拖累男人，选择集体自缢的方式结束生命，令人动容。而赛德克族的男人则怀着祭祖灵的理想，在莫那鲁道的带领下团结起来，给予敌人重击之后，用选择死亡的方式获得了灵魂的救赎。

　　身份认同的反思与暴力正义的迷雾

　　除了莫那鲁道外，这部影片塑造的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便是花冈一郎与花冈二郎两兄弟。花冈一郎和二郎两兄弟本是赛德克人，但在日本对台湾进行文化殖民的背景下，兄弟两人在日本文化中成长。他们在对立的两个民族和两种文化间左右为难，充当着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已经日化，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日本警察试图融入日本社会，却由于长相和血脉的原因无法得到日本人的认同，即便是学历高出其他日本警察一筹的一郎，也只能领到比其他日本警察少得多的工资。影片中，两人在道场操练着日本柔道的一场戏，通过两人的较量与搏斗，释放着各自矛盾的心声：究竟自己是赛德克人还是日本人？身份的认同，构成了原住民的最大困惑。

　　《赛德克·巴莱》过于忠实地再现史实，杀戮场面过多，出草猎头，连女人和小孩都不放过，在这种情况下，赛德克一族为了复仇而进行的正义杀戮令影院的观众出现困惑，有时无法在观众心中建立有效认同。在运动会这场戏中，导演的本意是想突出赛德克少年巴万的成长，最后却表现他带领其他孩子用竹竿刺死自己的日本老师，突出儿童的杀戮，未免过于暴力。在赛德克人频繁出草砍头的同时，无辜的日本民众无意识间充当起被移情的角色，从而令影片的重心倾倒，原先正义的一方瞬间变成了施虐的一方，令人深思：暴力的正义是否能称之为正义？暴力的目的是为了正义，可是，为了正义而采用的暴力，是否还能表现反映正义的初衷？影片在这方面的把握有所失衡。过多的暴力场面以及杀戮虽然保留了原住民的习俗，并表明了他们复仇的决心，但是展现给观众的，却是过于血腥的画面。

　　幕后的赛德克

　　作为一位只独立执导过两部影片的新锐导演，魏德圣的神奇在于他为台湾电影史书写了两大奇迹。他的处女作影片《海角七号》刷新了台湾电影的票房；而《赛德克·巴莱》则由吴宇森和李安监制，为台湾电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华丽大制作和震撼大场面。

　　大场面的制作尤其困难，危机重重。纪录片《未尽之路——〈赛德克·巴莱〉幕后全纪录》记述了该片制作的全部过程，令人惊心动魄，不得不佩服魏德圣坚强的意志力和决断力。除了每天要不断地处理现场突发的各种问题，如演员受伤、场景变动外，他还要不断地解决拍摄资金的问题。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赛德克·巴莱》获得了第48届台湾金马影展最佳影片的奖项并不是偶然的。魏德圣在《跟自己的名字赛跑》一书中表述了自己当初为拍摄这部影片所挥洒的热血、浪漫和坚持。这部影片的剧本早已成型，并且，据说为此绘制的分镜稿就重达数斤。《海角七号》在商业上大获成功后，魏德圣将赚到的钱全部投入《赛德克·巴莱》一片的摄制中，并向朋友筹集了大量经费，电影拍完时已负债累累。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因此，这部影片的主角并不是莫那鲁道，而是导演。或者说，导演才是真正的莫那鲁道。(姚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