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谈《知青》:“那个时代”也从未放弃温暖

　　▲《知青》剧照

　　▲作家梁晓声

　　国内首部全景呈现40多年前近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画卷的45集电视剧《知青》，自5月29日在央视一套播出以来收视率屡创新高。不过也有观众质疑，认为荧屏上知青的形象和生活与他们当年所经历的不尽相同。

　　该剧编剧梁晓声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首度回应，他的《知青》不同于此前的知青剧，这里没有主角，是一部群戏，最主要人物其实是“那个时代”。他要通过这部剧让那段已经有些模糊的国家记忆重新变得清晰起来，出发点则是“除了这是我的一份文化责任外，它还能让现在的人们更加确信做好人是正确的。”

　　重拾“知青”源于找到“新主角”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梁晓声先后发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雨》、《雪城》知青题材小说“三部曲”，这为他奠定了在文坛的最初地位，也让他赢得了在知青文学领域的声望。20年前，在同样描写知青生活的电视剧《年轮》播出后，梁晓声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透露，那将是他在该领域的“封笔”之作。

　　如今，梁晓声食言了。他不仅继续从熟络的领域找寻素材，而且索性将片名直接命名为《知青》。“作为曾经的亲历者，我们有责任记住这段历史。”在他看来，由于不少同题材电视剧的非真实呈现，那段历史变得模糊了，已经构成对国家记忆的歪曲，对现实发展也不利。“尤其是今天的年青一代几乎无所了解，他们往往由记忆空白走向反面认识，那段历史被涂抹上红色，成为幸福指数最高的年代。”梁晓声要通过《知青》来改变这种走向扭曲的趋势。

　　不过，这一回他不再将关注点放在知青群体本身，不仅仅为知青这些人去写，而是要将那个时代重塑出来给今天的人们去观看、思考，包括那个年代极“左”的氛围。“之前我的那些作品更多定位于知青剧，写时代的意识非常弱。《知青》这部剧里最主要人物是‘那个时代’。”他认为，近年来的影视创作，规避现实题材的倾向很严重，某些段历史似乎被有意抹去了。“长此以往，这种文化是经不起尊重的。”他形容自己这回是钻进孙悟空为唐僧画出的那个金光闪闪圆圈的“涉险者”，“我以自己的勇气迈进去了，尽管有不少人持不同意见，但起码我不是站在圈外接受评说。”他笑言，自己的尝试证明这个圈并不是完全不可碰的，“它并没有一百万伏电压，希望后来者也能进来，并且做得更好。”

　　他坦言，自己年逾六旬，一不图钱，二少顾忌。“再现那段历史的责任对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再不去做就来不及了。”不过，这部剧依然让他留有遗憾。“准确来说，它并不能称为全景式展现中国知青生活，而只是北中国知青的全景展现。”原来，播出前，包括广东、云南、上海郊区等地的知青生活场景都被删减掉了。

　　用正向价值观写出特殊年代

　　几乎从播出的第一天开始，与高收视率如影相随的就是不少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青对该剧的质疑。“他们都衣着光鲜，可我们当时不少人衣服都打着补丁。”“他们都是靓男美女，事实是高强度劳动让那时的女孩子体型变得强壮。”“劳动是单调且压抑的，在麦收时节是不可能先举行一场割麦比赛的。”诸如此类的争议直指该剧再现的那段历史的真实性。

　　“这部剧从一开始就不是写‘我的知青生活’、‘我的支边劳动’，而是通过展现知青生活带出那个特殊年代。”梁晓声说，“让观众体会到‘那个年代好可怕’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再现知青的生活经历。”正如目前已进入送审阶段的他的新剧《返城年代》中的“年代”二字一样，他始终希望自己做一面镜子，能勾勒出曾经的历史。

　　针对有观众以自己的经历和剧中不一样，就认为全剧不真实，梁晓声回应，自己不是在做知青苦难史的纪录片，如果是那样还不如直接写回忆录更有分量。此外，他认为任何一部剧也不可能写全那个年代里某个具体人的真实生活。他举例说，如果组织一群知青共同回忆那个年代的温暖，他们可以列举很多催人泪下的事例；同样，如果将主题变更为回忆那个年代的暴力，事例的数量依然不胜枚举。“我选择在那样的年代里，更多传递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这种温暖并不是对时代的粉饰，而是我们在特殊年代也没有放弃对它的坚守。”他说，自己写的那些人在那个年代是那么的好，主要是想突显文化对人性、人格的影响作用，“他们更符合一个善良的人的标准”。

　　梁晓声告诉记者，从2009年提笔创作到拍摄及至最后送审的每个阶段，身边都有不少人认为，这部剧是不可能播出的。原因在于剧中触碰到不少“高压线”——男知青赵曙光引用契科夫《第六病室》中的句子直言“中国病了”；男主人公赵天亮的父亲要求与儿子脱离父子关系，这样身为资本家女儿的周萍才可以与儿子相爱；男知青排长张靖严因为天安门“四五”运动被抓走……“之前的影视作品中，没人敢去触碰这些敏感区域。”梁晓声说自己用善良、正向的价值观把特殊年代的“左”真实呈现出来了。“如同蚌含珠一样，那些沙子并不能掩饰人们的理想与期盼。”一如身为老革命的赵天亮的父亲在片中喊出“中国不会亡，中国还有希望”。

　　文学创作要能提升人格

　　在梁晓声看来，文学要干预生活，也要高于生活。文学创作从来就是要提升人性、人格，“如果只是去表现阴暗面，那样的艺术能给予人们怎样的影响呢？”

　　“今天不少人认为那是一个理想主义时代，其实，真实情形是，在那个年代里，有着一大批单纯的年轻人怀着一种理想化的信念在生活、思考。”梁晓声说，赵天亮本来怀着一片善心去背女知青周萍，可当他知道她是资本家的女儿后，几乎不假思索地将她从肩上抖落下来。“在今天的年轻观众看来，这有什么？可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梁晓声尽量让剧中呈现的内容和今天的现实发生联系。他举例说，剧中被称为知青“小左”的吴敏因为不慎将红宝书滑落到洗脚盆里后的那种惊慌失措；从县城“非法”购得一批当时“禁书”后的赵曙光，遭遇警察突击搜查知青住所时的茫然无奈，都是遭遇大祸的正常反应，不过他们很快从同伴给予的宽容中鼓起勇气积极应对。“其实，任何时候突然大祸临头的事例都很多，今天的年轻人是否也能像他们那样从不利中找寻到对自己有正面影响的东西呢？”

　　梁晓声承认《知青》有理想化色彩，“可生活也不能完全不这样。”在他看来，无论那个时代如何不利于人性自由、自然生长，毕竟还留出了摆放人性坐标的余地。事实上，知青们正是通过不断划出认识上的界限，逐渐找到怎样做才更符合人性、人格。剧中，赵曙光感动于坡底村村民的质朴，下定决心在那里长久生活下去；就连“反面人物”吴敏也展开自我救赎，向曾经犯下的错误忏悔。梁晓声说，不少演员告诉他，演这个戏和别的戏完全不一样，“他们演完这部戏后更加确信做好人是正确的”。

　　“在特殊年代里，如何让一个人履行向善的行为准则？我们的文学、影视作品中需要有这种人格教育。我希望观众通过剧中的‘说事、塑人’，去‘想事、想人’，进而对人生的坐标有所设计。”梁晓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