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称台湾稿费很低：30年来维持一字1块台币

　　◎ 深圳特区报记者 钟润生 文/图

　　活动进行一半，演讲者居然举手说自己想上厕所，原因是“太紧张了”！这一幕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分别是：6月9日下午、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台湾知名作家骆以军。

　　当日下午2点半到5点半，骆以军以“发光的房间”为题，与近百读者分享小说创作的经验与困惑。在“紧张”地结束讲座后，记者采访了骆以军，关于他的新出版小说、对大陆作家的认识、台湾文学环境等等。可能是记者和他早已认识，一路上看不到他有什么紧张感，只听到他侃侃而谈，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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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讲座时非常紧张

　　神秘感是小说的魅力

　　记者：这次你在何香凝美术馆作讲座，居然讲到一半，告诉大家你要上厕所！你又不是新手，有这么紧张吗？还是你故意制造一种戏剧化的现场效果，让自己的讲座更有趣，更像一个进行中的小说，突然来点“闲笔”，让读者休息一下？

　　骆以军：哈哈，我就是这样，面对演讲、访谈就会非常紧张。这些年在台湾，到处去作演讲，讲完就很开心，可是进去之前就像要去杀头，要不停地抽烟。像台湾书店每年年终开party，找出版社、作家来聚一下，这种场合通常我都不敢去，觉得很怕。作家朱天心说我全身都是敏感带。

　　记者：你这次讲座的主题是：发光的房间。你说你高中的时候，每当夜幕降临后，你和同学们发现教学楼对面一栋大厦里，有一个家庭始终亮着灯，屋里的一家四口总是裸着身体，这个发光的房间，给予苦闷的青春以无限的想象，并成为日后创作始终无法摆脱的一个画面与记忆。这个房间给了你什么启示？

　　骆以军：这个房间很神秘，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这一家人在屋子里为何要裸身？我看到的、我困惑的，都很神秘，而恰好，神秘感是小说的魅力，也是要求。有了这个神秘感，你才会去观察、想象、推理各种可能，发现被我们忽略的细节与感受。现在很多小说为什么读者不愿意读，一个原因，就是小说没有神秘感。小说必须为读者提供神秘感与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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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作收入35个短篇

　　讲述两代人微妙关系

　　记者：今年4月出版的新小说《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其实台湾版2005年就有了，怎么今天才在大陆出版？

　　骆以军：唉，我在大陆出版作品，就像空降。大陆没几个人知道我的名字，是出版社在帮我。梁文道曾极力主张我在大陆先出版《西夏旅馆》，他说这样比较震撼。所以就先出版了《西夏旅馆》。

　　话又说回来，能先出版《西夏旅馆》，我也很高兴。《西夏旅馆》书拿到后，我还把书放在我爸的遗照前拜了拜，对他来说，他的儿子竟然在他的故乡出书了。如果只准我在大陆出一本书，作为一个离散的迁移者的后代，我当然要出《西夏旅馆》。

　　记者：《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这个书名太拗口！简单向读者介绍一下这本书吧。

　　骆以军：呵呵。八年前，我特别设计以“未来次子”的叙事视角，来拼贴出“我”的形象，力图还原或者重建“我”的模糊面目和离乱身世。这本书收入了35个短篇故事，以小说家年幼次子的视角来漫游台北。阅读《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是欢乐的，有不少恶趣味和家庭生活气，但轻松背后是2005年前后的台湾社会，涉及父辈的记忆和两代人间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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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太“慢”是误解， 大陆作家有过人之处

　　记者：2011年你在大陆出版了长篇小说《西夏旅馆》，“骆以军”开始被读者认识、追捧。读者对你的小说的一个基本印象是，你的小说真的很“纯文学”，主要表现在语言和结构上。你的语言，无论是《西夏旅馆》、《遣悲怀》，还是刚出版的《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都特别缓慢，遣词造句也特别繁复，甚至有一点点“绕”，这对读者的阅读确实是个挑战；在结构上，你喜欢打乱之后再清理，隐喻特别多，有点像迷宫。你怎么看读者对你的这些印象？

　　骆以军：这不是读者的错，但这是一种误解。大陆读者接触我，主要是通过《西夏旅馆》这个小说，但这个小说的文字风格，并非我的全部呀。我也有很多作品的语言轻快、简洁，只是没有在大陆出版而已。

　　记者：从去年开始，你在大陆的活动也很多，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等，这次深圳你也是第二次来了。这些活动一定让你对大陆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有一个新的认识。能否谈谈？

　　骆以军：我是1967年出生的，作为台湾“60后”这一辈作家，学习写作的时候，在阅读西方小说的同时，也在读大陆的莫言、王安忆、李锐、阿城、韩少功、贾平凹、余华的小说。这些作家，我觉得他们确实有他们的过人之处。我也很喜欢。

　　记者：过人之处是什么？

　　骆以军：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语言、方言，有某个特定时代的词汇、句子。比如我刚才说的莫言、阿城、李锐等等，一方面，他们都经过了文革、上山下乡这些特殊年代，另一方面，他们的小说是置身于一个有方言的村庄、乡镇、县城，即使大城市，也有各自相对独立、封闭的语言。恰好，这个语言，在我开始写小说的那个台湾时代是没有的，一出生面对的就是一个完备、整齐的城市。就像今天一样，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一个面孔。所以我经常说一个词：经验匮乏。

　　记者：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你讲到了现在小说创作的难度所在。一方面，就像你说的“经验匮乏”，城市化运动飞速推进，我们每个人看到的、吃到的、个人成长、家庭生活都大同小异，区别不大了；另外一方面，现在是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海量信息你想知道什么就有什么，人们似乎不再需要小说家去讲一个新的故事、传递一个新的信息。有一句说烂的话：作家的想象力，再高也高不过现实。

　　骆以军：是的。环境更险恶，诱惑更巨大。这对小说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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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曾遭遇经济压力 下一本书写“女儿”

　　记者：环境更险恶，呵呵。台湾作家的收入状况如何？

　　骆以军：大家都面临经济上的问题。过去十年，台湾主要的文学市场几乎全部是翻译小说。像朱天文、朱天心这样的长辈，那个年代可以有二十几万本的市场销量，但我现在有一万本就不错了，到下一辈的作家可能只有一两千本。对他们来说，即便每年能出一本不错的长篇小说，最后拿到的版税折合人民币不到8000块，跟台湾一个小学老师的月收入差不多。书卖得不好，出版社慢慢也就不愿意出。像我的专栏算很难得，是香港人跑去办的，稿费比较高，但年轻一辈的作家想靠专栏来为生都很难。台湾自己的稿费很低，30年前就是1个字1块钱台币，现在还是，太低了。

　　记者：印象中，你好像也有几年中断了小说写作。

　　骆以军：我大概三十岁出头的时候，一度进入一种很好的状态，几乎一到两年就写一本长篇。如果把那时候的我比作一辆跑车，自己都觉得引擎的转速非常高，就像年轻的狮子可以瞬间加速去扑袭。而且我的小说没有一本是重复的。可是后来就遇到种种经济问题，父亲生病，太太忧郁症，我就停了下来。从2003年到2005年，大概三年，都没有交出长篇来，转去给杂志写专栏，来缓解经济压力。

　　记者：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觉得中断几年，未必是件坏事。写作是一辈子的事，长着呢。下一个小说，准备写啥？

　　骆以军：我下一本小说写“女儿”， 写一个老人跟她谈如何理解同情他人，如何不被羞辱，如何爱，还有种种关于人类文明传递的可能，这里会有哲学的辩证。但我没有女儿，这可能是给自己的一个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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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以军，1967年生于台北，祖籍安徽，台湾小说家。是文化大学中文系文艺创作组学士，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研究所硕士；大学时开始创作，获多项重要文学奖。2011年开始于大陆出版简体字版《西夏旅馆》、《遣悲怀》。新作《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4月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其中，《西夏旅馆》获香港红楼梦文学奖、台湾文学长篇小说金典奖、金鼎奖、亚洲周刊年度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