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罗洪年过百岁仍坚持创作 钱钟书曾赞真奇人

　　▲2004年初，罗洪在《痛别鲁迅》作品研讨会上发言。

　　▲1936年时的罗洪。

　　▲罗洪(左一)、朱雯(右一)、与钱锺书(右二)杨绛合影。

　　深圳商报记者 楼乘震

　　前些日子，在上海吴兴路的一个小区里，每天清晨和傍晚，都可以见到一位矮小的老奶奶在缓缓地散步，小区里的人知道她已是一百多岁了，无不投来尊敬的目光，但人们不一定知道，这位老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很出名，连钱锺书先生都赞誉她为“真奇才”，她就是著名作家罗洪。罗洪和杨绦先生是中国文坛上史无前例的年过百岁还在坚持创作的老作家。最近，罗洪先生与她的丈夫著名翻译家朱雯先生合著的《恋人书简》在80年后又重新出版，杨绛先生热情地题写了书名，还给罗洪写来了贺信。

　　巴金：当年有仪式的只有你们

　　罗洪，1910年11月19日出生于松江县（当时属江苏省），原名姚自珍。二十年代后期，她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求学，在这里，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的吴健雄是她最好的同学。在这里，她与在苏州东吴大学读书的同乡，后成为著名作家、翻译家的朱雯相识，两人谈文学、谈哲学、谈理想、谈对人生的执著追求，双方遂发生爱慕之情。罗洪1930年的第一篇随笔《在无聊的时候》发表于当年5月号《真美善》月刊，就是经朱雯介绍的。随后，她的第一篇小说《不等边》，发表在同一杂志1930年10月出版的16卷11期上。取罗洪笔名纯属偶然，当时她很喜欢看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小说，就取了一个“罗”字，正好书桌上放着本画家洪荒的画册，就欣然取了一个“洪”字。

　　1932年，朱雯与罗洪在上海举行婚礼，巴金、沈从文、施蛰存、赵景深、穆时英等文学界人士出席。以至晚年的巴老见到罗洪还说，当年正式有仪式的只有你们这一对。婚后他们都回故乡松江。朱雯任教于高中，罗洪从事写作。

　　施蛰存：她的小说文如其人

　　1934年春，朱雯曾邀请巴金来松江游览，朱雯、罗洪陪同巴金乘船游览了佘山，还去了醉白池，西林塔等古迹名胜，罗洪对巴金的文学才华颇表佩服，并更加勤奋创作。在巴金的鼓励下，罗洪写出长篇小说《儿童节》，并由巴金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使她成为当年女作家发表长篇小说最早者之一。她的另一部长篇是《春王正月》，这部作品以松江为背景，反映了上海附近城镇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当时生活在乡镇的大地主，因为农村破产，便转入到县城来经营实业，建造别墅，在这种变动中，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罗洪紧紧抓住这一矛盾，展示出波澜壮阔的生活画面，并在揭示这些矛盾的同时，对劳苦大众寄予深深的同情。这在女作家中是前所未有的。不料，书刚出版，就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留存极少。前些年松江文史馆请百家出版社再版，请当年经手此书的老编辑赵家璧作序，赵老说：“这样一部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长篇创作，虽然不能和茅盾的《子夜》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相比，但在五十多年前（如今70多年了）青年女作家罗洪能写这样一部反映封建经济解体，民族资本主义抬头的小城故事，确是难能可贵的。”施蛰存先生也说：“她的小说之所以成为一种几乎接近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正好说明了‘文如其人’这一条古今中外的文学原理。”

　　抗战期间：流亡不放弃创作

　　1937年8月13日事变后，日军占领上海，英法两国租界地当局宣布中立，日军不能进入，租界成了一处“孤岛”。

　　此时，松江沦陷，罗洪一家迁往长沙，当时，长沙是文艺家集中中转地。在奔走长沙的路上，罗洪未放下手中笔。白天安排食宿，照顾老人和孩子，晚上待孩子睡熟，记下萍飘不定的行踪及所闻所感。这些文章后来收在散文集《流浪的一年》中。

　　到达长沙，罗洪和朱雯联络上了王鲁彦、张天翼、蒋牧良、齐同和魏猛克。又联系上茅盾、黄源。考虑到老人和孩子的安全，罗洪在长沙未住满一个月就离开朱雯去了小城湘乡。田汉主编的《抗战日报》、汉口《大公报》、《大时代周刊》等报刊编辑都转辗来信约罗洪写文章。

　　因朱雯应广西省立桂林高级中学之聘，去桂林教书，罗洪一同前往。朱雯执教之余，主编文艺刊物《五月》，罗洪协助处理稿件。他们在桂林见到了巴金、夏衍、丰子恺，白薇，王莹……同时，还见到了正在与巴金热恋的萧珊。

　　不久，罗洪接父亲来信，说上海沦为“孤岛”后，租界秩序还算稳定；朱雯任教的松江中学也在上海复课。结束一年半的流亡生涯，罗洪一家1938年底离开桂林回上海。罗洪继续抗战题材的小说写作。

　　赵景深：罗洪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那个时候，他们住在法租界。朱雯教书，罗洪写作，生活还算过得去。但她亲眼看见周围许多人衣不蔽体，生活无着落，各种惨剧几乎天天发生。罗洪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30年代的上海尤其孤岛时期情况很复杂。凭着‘租界’这个特殊地位，表面上呈现出一派虚假的繁荣景象。白天，马路上熙熙攘攘蠕动着人群；夜晚，剧场、酒楼、舞厅、妓院挤满了人。其中多的是大大小小的投机商、暴发户。有钱人纸醉金迷，沉浸在欢乐世界里；大批难民逃进租界，生活在动荡不安中；有点闲钱的趁机囤积商品，梦想有朝一日发财；一批激进的年轻人想走出孤岛，到大后方去……历史上，实际存在的30年代的上海是多面的、复杂的，而不是现今很多人眼里的那个繁华的‘老上海’。繁华的纱幕后面，更有苦难、悲惨和动荡。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把后者给忽略了……”

　　孤岛的抗战文化空前活跃。罗洪亦投身其中，发表了多部反映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小说《急流》、《后死者》等，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鬼影》、《这时代》。上海，这个特殊的环境，给罗洪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特殊的题材，她以后作品中的那些汉奸形象，多半是在这段生活中观察和概括出来的。1942年至1943 年间，她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月刊上连载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晨》，后因刊物停办而中止。后来经过修改，改题为《孤岛时代》，于 1945 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在四十年代，赵景深先生撰文评述罗洪，“倘若容我说一句臆想的话，那么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才是真正的小说家。”赵景深还勉励罗洪：“做一个中国的巴尔扎克。”

　　解放后：对新事物充满热情

　　《孤岛时代》出版后罗洪感到不太满意，认为，“这个长篇没有将人物和情节充分展开”，于是准备重写，但苦于没有时间。1944年春天逃难去安徽屯溪，直至抗战胜利才重返上海，曾为《正言报》编辑副刊《草原》与《读书生活》等。1947年辞职后，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教师。1950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及徐汇女中任教。同年，她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到青浦、绍兴参加土改。1952 年五反运动开始后，她参加上海文联与各单位抽调的人员混合编成的队伍，到工厂进行工作。接着，又去农村参加民主改革。

　　罗洪对一切新事物，总是积极地用自己的行动去拥护。这时她写了不少反映农村和工厂生活的散文和特写，编成《灯塔照耀着我们》，1954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1953 年，罗洪参加了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同年，她先后在《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等文学刊物担任编辑工作，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在乌云蔽日的那些年头，她决心一辈子不再动笔，并庆幸自己的子女都爱好自然科学，没有走父母的路。她感慨地说：“文艺这碗饭太难吃了。”1971年退休，居民委员会召集的会议，成了她唯一的政治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再迎创作春天

　　改革开放以来，罗洪那支似乎已经干枯了的笔，又滋润流利起来。她在《上海文学》、《文汇报·笔会》、《人民日报·大地》、《女作家》、《福建文艺》等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写出了反映上海“孤岛”时期生活的中篇小 说《夜深沉》（1981年《长江》文学丛刊第4期）及反映当代爱情悲剧的《没有写完的生活答卷》（1986年《清明》第4期）。从1988年始，直到1993年，她一直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创作杂忆》，这些关于她创作历程和作品的回忆文章，是对她进行研究的宝贵资料。她的作品选后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年“小说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38—1947年“短篇小说卷”、《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20 世纪中国女文学文库》、《海上百家文库》等重要选集之中。2006年出版《罗洪文集》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