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吁校准文学创作的价值准星 创作高质量作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学创作成就斐然。2011年，全国出版的小说类图书超过4000部，但似乎让读者印象深刻的作品并不多，文学创作距离“精品力作不断涌现”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近日，关于文学价值的讨论让人们再次关注文学的生存环境。多位专家学者呼吁：校准文学创作的价值准星，创作高质量的文学作品。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谭五昌表示：“当前精品力作不够多，与当下社会浮躁有很大关系，许多作家的心态也处于浮躁之中，对社会、人生的崇高使命感和责任感丧失，精神高度和艺术品位也无法得到提升。作家要保持自觉和自制的精神警惕，创作出具有引导性的作品，必须对物质欲望膨胀、精神追求空缺以理性批判。”

　　正说与戏说： 作家要准确切入历史

　　漫长历史长河中积淀的写作资源浩瀚无垠，值得挖掘的东西很多。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以宽阔的视角和博大的胸怀进行审视，是正确的态度。由于受到发行量或收视率的影响，当前的一些文学、影视作品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如戏说、歪曲、穿越历史的作品充斥市场等。军旅作家胡松夏认为，这既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也是对读者、观众极大的不负责任。作家只有坚守文学理想、秉持作家良知，拒绝浮躁、努力追求艺术的完美，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这些问题。以历史题材进行文学创作，首先要找到准确的切入点，作家可以对历史情节进行合理的艺术创作，要弄清楚为什么创作、创作又为了什么。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北塔认为：“历史可以戏说，但不能歪曲；历史需要尊重，但不要拘泥。”谭五昌也认为：“解构历史是必要的，但毫无根据地进行戏说、歪曲历史就无必要，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失去真知，不能正确获取经验，这个民族的明天会很可怕。历史自有其真实性，是先人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们需要保护和传承这些财富，而不是彻底扭曲和抛弃，使其失去原本的意义。”

　　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廖琪用近20年的时间创作了长篇人物传记《庄世平传》，作品甫一出版就荣获中国首届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廖琪表示，历史不能大概，要细化，断章取义可能会误导读者，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作者给读者提供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过程中的人物体现了人的历史性，如果因为个人因素而不能使历史呈现得更为细致，那就是作者不负责任。

　　胡松夏提出，针对不同的作品及体裁选用不同的艺术手法，但要相适应，达到水乳交融的艺术效果。只有坚持正确的创作之路，艺术地呈现历史才会成为一种可能。

　　娱乐与批判：呼唤文学与生活的实时对话

　　文学本身具有一定的娱乐功能，但这种功能在如今市场环境下被畸形地放大了。辽宁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刘铁说：“文学关注人在历史中的变迁，其角度就是人性的变化。巴尔扎克正是出于文学家的职责，锁定文学洞悉社会的角度，追踪人性变化，探究世风源头，归纳出历史运动的规律。与之相比，中国当前的文学创作并未完全展示出这种职业敏感。当代文学与生活的距离越拉越大，一个巨大的空洞由此出现，即对社会中心事件即时准确再现的空白。这种文学写作反向心力的恶果是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发生断裂：必要的社会化写作，让位于无聊的个人化写作；高尚的精神探索，蜕变成卑微的欲望宣泄；感知现实的敏锐，钝化成对历史或神话的演绎；反映现实的乏力求助于抽象手法；人文情怀沦落成自怨自艾；严肃的思考沦为轻浮的谩骂；关注生活的热情变成对评奖的追逐；鸿篇巨制让位于随笔、小品。国内文坛的一些弊端表明，本应走在生活前面的文学未能与之同步。在这样一个创造新生活的时代里，文学没有它应有的同步再现与实时话语。

　　谭五昌认为：“文学作品的娱乐性与批判性并没有绝对的互斥关系。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有娱乐性，但更具文学批判性。批判性减弱不是单方面的原因，作家的思想批判力度不大，读者阅读的品味娱乐化趋向，也使文学作品的娱乐性增强。”

　　拿来与原创：在文化交流中加深理解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各国文学界相互学习交流的需求日益增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明说，近几十年来国内对《圣经》的接受、理解和认识加深的过程，也是伴随改革开放我国社会进步的体现。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介绍希伯来文学中的诗歌开始，到后来的全面讲解《圣经》的文学价值及其意义，这其中经历了由浅到深、由部分内容到全部内容、由文学欣赏到文化研究的嬗变，如今一些高校还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每年都有丰富的研究成果面世。

　　“一个民族只有有选择地借鉴和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先进成果，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才会不断地发展进步。将《圣经》引进高校课堂，既能使外国文学史教材内容更加丰富、完整，也拓展了师生的文学视野，因为读者若没有一些关于《圣经》的知识，是不能深入了解并欣赏一系列西方名著的。”王立明说

　　北塔认为，翻译作品有时能引发思想的或文学的革命，给我们以新视角、爆炸性的冲击，但也可能带来文化的冲突、思维的尴尬、话语方式的两难，但这些都是阶段性的，是可以克服的。在全球化的语境里，要防止的是那种对翻译的乡愿式的傲慢与恐惧，更谴责那些不知翻译就里而轻贱翻译的观念。

　　“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是丰富发展自身的有效途径之一，但不可以作纯粹的拿来主义，照抄和改编绝不可取。我们需要借鉴西方优秀创作成果，更需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本土文学。提高国外优秀作品的翻译质量也是努力的方向。”谭五昌说。

　　原创与跟风：让作品自然地生长

　　国外流行什么，国内就写作什么，体现的是创作跟风；市场需求什么，作家就写作什么，体现的是市场跟风。文学创作的跟风直接导致图书市场中的图书同质化现象严重。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北京人文出版中心编辑卢媛媛认为：“在做书之前，出版人应该对选题有一个明确的判断，选择价值观正确、出版后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作品。每本书在出版之后就有了生命，能够在认可它的读者身上以某种方式成长延续，很多价值观消极的图书肯定会对读者尤其是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出版人更应该策划出版那些正面的、积极的选题，引导而不是一味迎合市场。不断推进图书的品质水准，提升读者的品位，自觉地担当重任传承文化，是出版人应有的觉悟和职责。”

　　卢媛媛说，某本畅销书一面市，接着就会有很多跟风书一拥而上，从装帧设计到选题各方面进行模仿。与其说这是源于创新性的问题，不如说是出版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浮躁心态问题。从主观方面看，模仿比创新来得容易，很多出版商基于这种惰性心态而跟风；从客观方面看，申报选题需要经过一定的审查，已经出版并获得认可的选题会形成一个更容易获得认可的选题范围，在这个小范围内申报选题，所遇到的波折会比创新性的题材要少一些，出书也会更顺利一些。

　　“产生好作品的最好途径是改善文艺生态，改善的最好方法是让文艺作品自然而然地产生，不要拔苗助长。”北塔说。

　　胡松夏认为：“学习别人的长处和优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作家要有自信。形成题材扎堆的原因很多，缺乏自信就是其中之一，追风就是过度的模仿，过度的模仿就是对自己创作能力的不自信。尽管在短时间消除这个现象有一定难度，但作家、编剧或者导演拒绝浮躁、耐住寂寞，用自己独到的视角观察生活、潜心创作，就一定能够创作出真正拥有自己思想、服务人民大众的优秀作品。”

　　“如今把读者从传统图书身旁引开的诱惑太多了，各种绘声绘色的新兴载体更容易获得读者的青睐。其实对此我们不妨抱有乐观的心态，因为看报纸、看杂志及电子书甚至玩微博何尝不是一种阅读呢？应该引起我们忧虑的是阅读的功利化。从现在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不难发现，社科类图书的销量整体优于文学类。如何让阅读成为陶冶情操、提升品位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单纯地作为谋利工具，这个问题更让人深思。”卢媛媛说。

记者 党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