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毁于建设，伤痛如何抚平？

　　文物毁于建设，伤痛如何抚平？

　　杜浩

　　近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这个报告指出：目前一些地方不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关系。例如，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法人刻意规避考古调查勘探而进行工程施工，造成文物损毁消失；有些地区在发展旅游产业时对文物过度利用，甚至为建设旅游景区而损坏文物。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近30年来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一些地方对文物保护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这个报告当中反映出来的目前我国文物保护中的种种问题，不禁让我们沉思，尤其“近30年来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更教人扼腕叹息。这一惊人的结论，尽管这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字，但我们却可以想象得出，那一处处古村落、那一幢幢古建筑、那一个个古遗迹，是怎样在巨大的推土机下灰飞烟灭，被永久埋葬的。

　　“巨大的推土机”——这难道不是一种力量的隐喻？这种力量，往往是打着所谓“文化建设”的旗号而主导的文化非理性行为，它是没有历史和文化作为核心思维的弃“旧”图“新”，它的逻辑是只看到了所谓快速发展、大兴土木的短期利益，是那些无知无识者为了追求所谓“政绩”的意志冲动。

　　我们知道，在文物保护方面，欧洲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大量文物丧失，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觉醒得比较早。欧洲上世纪40年代迄今已签订了多项国际公约，联合国也设立了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对文物的保护做出一系列原则性的规范，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范围的文物保护工作。比较起来，我们的文物意识觉醒得比较晚，但是目睹了“文革”的破坏，随着改革开放，大家的文物意识也开始觉醒，这主要标志就是1985年我国加入了“巴黎公约”，并于1987年开始申报“世界遗产”。

　　单说当下，我们也常常遇到文物保护的迫切问题：从北京的梁林故居，到济南的英领事馆，再到重庆的蒋介石行宫，乃至张治中公馆，不少名人故居、历史遗存、历史建筑，有的在“维修性拆除”或者“保护性拆除”的幌子下惨遭破坏，有的被变身商品变卖。这些文物事件无不牵动各方神经，受到文化专家、学者和网友严肃批评和反对，人们呼吁坚持保护文物的历史样式，也折射出社会生活中，具有文物保护意识和历史自觉、文化自觉的重要。

　　有人说得好：一个没有故宫、天坛和颐和园的北京，将会损失多少魅力？难以想象，一个没有大小雁塔和城墙的西安，将会有着怎样的天际线？正是这些在寻常巷陌邂逅的飞檐，在市井坊巷偶遇的照壁，让这里成为北京、成为西安，让这里是中国，而不是其他城市、其他国家。

　　文物是什么？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人类延续的生命记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家园。文物记录着一个民族的核心记忆，承载着一种文化的基因密码。正是因为有了周口店遗址，我们才知道50万年前我们祖先的生存状况和人类进化历程；有了仰韶遗址，我们才敢称“5000年中华文明”；有了殷墟遗址，我们才看到了先祖们早在3000多年前在甲骨上为我们创造的那些奇妙文字和制造的精美青铜器，从而激起民族自豪感。

　　可以这样说，文物的失落，就是一段文明的逝去，一段历史的“残缺”。所以，文物的消失、毁弃，无异于历史和文化的一场劫难，而这样的文化“伤痛”，我们该去怎样抚平？我们又该怎样弥补这历史的“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