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懊悔少年时染恶习 致使四个妻子守活寡(2)

　　第二节 “淑妃”离婚

　　众所周知，溥仪的第一个妃子叫文绣。

　　她是满族镶黄旗人，属鄂尔德特氏族，是与皇后婉容同一天在北京的故宫里与溥仪结婚的。当时，她被册封为“淑妃”。

　　她的父辈虽是正宗的满族镶黄旗人，母亲却是一个白净而清秀的汉族女子。文绣只有一个妹妹，叫文珊。自清朝“宣统皇帝”退位以后，满人断了俸禄，“皇粮”指不上了，家里生活异常拮据。进宫前，少年早熟的文绣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却已成了家里干活的主力——做挑补活儿，一家娘仨堪称清贫度日。

　　当一夜之间，她的命运发生了陡然巨变——溥仪将文绣选为“妃子”后，她一家还住在哈德门外平民居住的普通房子里。

　　迎接她去宫里时，为了怕人笑话，特意让她头一天住在了她的爷爷，即清朝末年任过吏部尚书的华堪的府中，从北城方家胡同的府里接走到宫里的。这个事儿，在我们满族中，差不多都知道。

　　听说文绣虽然家境不算好，性格却很倔犟。起初，在宫内听说与溥仪关系还不错，后来因溥仪当婉容与文绣之间发生矛盾之时总偏向婉容，文绣便逐渐地与溥仪有了隔阂。历史上，“后”、“妃”之间的关系极少有非常融洽的，这也无足奇怪。

　　由于溥仪生活习惯个别，婉容也时常与之闹别扭，所以文绣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倒也不显得有多么突出。宫外，更是极少能耳闻这些音讯。当溥仪被冯玉祥从故宫轰出到了后海北河沿的摄政王府后，又继尔跑到了天津日本租界，住在了宫岛街协昌里静园里。在这一期间，文绣尽管没有寸步不离地与他在一起，但始终追随着他。

　　我在天津住着的时候，就听说溥仪与婉容、文绣三人之间的关系颇有意思。

　　那时，溥仪住在天津静园，婉容非将文绣安置在三楼的房间里，不让她与溥仪住在同一层，目的就是叫她难以经常和溥仪见面。这固然反映了妻妾之间的矛盾，但从根本上说，是封建皇权的一夫多妻制的“怪胎”。

　　就在溥仪跑到东北长春之前，文绣与溥仪在天津终于闹开了“离婚”。

　　据说，“淑妃”与溥仪离婚前后，她的妹妹文珊为她出了不少主意，而且后边还有曾做过民国“大总统”——冯国璋的一位儿媳的支持。她的妹妹文珊当时也住在天津，是庆亲王载振的儿媳妇，见多识广，因在天津与文绣联系起来也很方便，故此终于演成了一场“皇帝”与“皇妃”的婚变——惊动了京津两地，也使爱新觉罗家族的人们为之一惊。

　　文绣先是悄悄地离开天津张园，奔了一家大饭店，会见了她的妹妹帮她请的两位风度翩翩的律师。尔后，她便让律师正式通知了溥仪，要求与溥仪解除婚姻。直到此时，溥仪竟还不知道文绣跑到哪儿去了呢。

　　很快，这场历史上颇耐人寻味的“离婚案”就纷纷见诸报端。

　　一时，奇特的“离婚案”，闹得满城风雨。我后来还翻到过登载着淑妃与“皇上”离婚消息的报纸。当时，报纸上将这次离婚称作“妃革命”，足以想见声势影响之大。

　　在众多的报刊报道中，其中有两封公开见诸报端的信件，颇耐人寻味。

　　其一，是文绣的族兄文绮给文绣的一封公开信。内中写到：

　　顷闻，汝将与逊帝请求离异，不胜骇诧。此等事，岂我守旧人家所可行者？

　　……

　　我家受清室厚恩二百余载，祖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以报清室之恩。

　　今竟出此，汝清夜扪心自问，他日有何颜面见祖宗于地下……

　　若听兄之劝，请即回溥府，向逊帝面前叩首请罪……吾妹思之。吾妹再三思之。

　　……

　　最使人感到有意思的是，文绣回答这位族兄的公开信，写得更是义正辞严，当时深深地博得了社会上一些人们的同情。

　　这封以文言方式书写的信，颇为入情入理，堪称笔峰犀利。

　　文绮族兄大鉴：

　　妹与兄不同父、不同祖。妹入宫九载未曾与兄相见一次，今我兄竟肯以族兄关系，而在各报上公然教妹“耐死”。查民国宪法六条，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妹委托律师要求受人道待遇，终必受法律之保护。若吾兄教人“耐死”，系犯公诉罪。检察官见报，恐有检举之危险。理合函请我兄嗣后多读法律书，向谨言慎行上功夫，以免触犯民国法律，是为至盼。

　　见到文绣诉诸报端的文章，我才真正知道文绣的文才造诣，以及她那非同一般的勇气。然而，当时这些我是不敢吭声的。

　　关于文绣与其族兄关于“离婚”的那场报刊上的论战，据我所知，当时溥仪异常关注。

　　据说，对于文绣与其兄的公开信，溥仪也每信必看，无一遗漏。

　　最终，当然这场末代皇帝的离婚案，虽未经法院的判决，但毕竟形成了离婚的事实。在私下调解中，溥仪给付了文绣一次性生活费五万多元。但这并不算了事，溥仪为了维护他的“皇上”尊严，在各地报纸发布了令人可笑的“上谕”，竟称已将“淑妃”贬为“庶人”。

　　之后，溥仪潜往东北，充当了日本人的“傀儡”，而文绣则回到了北京，过上了平民的生活。

　　由此，在南辕北辙的生活道路上，“皇上”与“淑妃”分道扬镳。

　　当几十年后，受到特赦的溥仪，在出版社编辑的帮助下，撰写《我的前半生》时，出版社又协助他找到了那些登载当年“婚变”时各报刊“论战”的文章。对此，溥仪百感交集，虽然最终成书时，书中删去了这些具体内容，但基本梗概依然保留了下来。

　　特赦后的溥仪，对于文绣的看法发生了截然的变化。据说，他后来见到过文绣的一位亲戚，谈起当年的文绣时，表示了赞赏之意，认为她能冲破封建桎梏，实在是一件幸事，不然也很可能走上婉容的那条可悲的道路。

　　别人也许感受不深，而以我对溥仪的了解来说，他的这番见解实在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