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年轻人成"不孝子" 尽孝不该是孩子一人在战斗

现在“孝心”教育在各中小学校兴起

　　更多人在无奈中摇头叹息：没有时间、没有精力……

　　就这样，在这个以孝自居的文化氛围里，年轻人竟成了一个个“不孝子”？

　　为什么会这样？

　　除了内心的检讨外，是不是也存在着来自环境的无奈？　

　　记者 肖明君

　　A

　　孝的重新发现——新式“举孝廉”，这种标准可靠吗？

　　一般来说，一个对父母缺乏“孝德”的官员，很难指望能对他的服务对象体恤疾苦。从一个官员对父母的“私德”，可以预见他对社会、对群众的“公德”。从私德迈向公德，躲不过一个“孝”字。

　　汉代的“举孝廉”是一种提拔人才的办法。被推举之人，除博学多才外，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然后才可被朝廷任命官职。

　　现在，这种以“孝”取人的方式，在干部的任免上也有所体现。很多不孝敬父母、不善待配偶的干部，在考核任用时被亮“红灯”。《人民日报》多年前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情：儿孙满堂，病床前却无人照料的山西永济县老人王秀英凄然离世。

　　随后，当地纪检委宣布了一项处分决定，对王秀英4个有党籍和公职的子女分别给予了党内严重警告、警告和行政警告处分。

　　还有媒体曾提到，河南潢川县一名副科级干部蔡某，自己住4层小洋房，却让80岁老母亲住在杂物间。对此，县委书记批示，严查这个“不孝乡长”。

　　最近几年，很多地方在对公务员考核的任命中，越来越重视对“孝”的考量，有的地方规定，官员升迁前要出示“孝道证明”。

　　在中国的道德体系里，“孝”的情操被默认为可以升华的，它与其他一切美德有着自然的关联。

　　一般来说，一个对父母缺乏“孝德”的官员，很难指望能对他的服务对象体恤疾苦。从一个官员对父母的“私德”，可以预见他对社会、对群众的“公德”。

　　从私德迈向公德，躲不过一个“孝”字。《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里有规定：拒不承担抚养教育义务或者赡养义务，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那么，孝作为一个考量标准，是不是真的具备被考量的可能性？

　　继“常回家看看”写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引发热议后，新版“24孝”行动标准再度引发争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表示：新版“24孝”从物质关怀、精神关怀、心理关怀、身体关怀等几个层面，来规定子女的孝道。

　　“它讲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小事，不是太严肃、太规范的东西，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当然也有一些标准，不能上纲上线扣帽子，它是一个道德层面的行为规范，不是一个行动标准。”

　　不孝是种无奈——被“空巢”瓦解了的最低伦理纲领

　　社会的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家庭成员的流动性增强，让侍奉在侧的“人子之道”瓦解了。“空巢老人”，正在社会上大规模的出现。“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凄凉晚景，成了很多家庭躲不过的痛。

　　在中国，曾有一个对于家庭结构的理想描述——四世同堂。

　　对于家，人们的最本能的心理构思就是，团圆和睦，父慈子孝。但是现在，这些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成了难得一见的风景。

　　推究起来，孝道文化的首要之义是“奉养”父母，这是家庭伦理的最低纲领。但是社会的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家庭成员的流动性增强，让侍奉在侧的“人子之道”瓦解了。“空巢老人”，正在社会上大规模的出现。“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凄凉晚景，成了很多家庭躲不过的痛。

　　前不久媒体报道某市68岁孤独老太太在儿子家没事“摁马桶玩”，两个月抽走了98吨自来水，就是一个令人心酸的典型。

　　更有甚者，在很多城市家庭中，由于独生子女一代的异地求学、谋生，“空巢”现象在向中年人群体扩容，有专家称之为“新空巢现象”。

　　子女尽孝的可能，就这样，在空间上被压缩了。

　　多年前，《长沙晚报》 报道了这样一个故事：家住河北广平县焦庄村的程老太太因不能经常见到子女，特设了一本“子女探亲账本”，将子女回家的时间和次数记录下来。

　　她还准备设个“回家奖”，给回家次数最多的儿子和女儿发“红包”，鼓励两个子女常回家看看。

　　有统计资料显示，我国老年人口已超过1.69亿，每年净增1000万，老年人口占比已突破13%。到2014年，预计老龄人口会超过2亿。

　　在严酷现实和挑战面前，尽孝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

　　今年6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审议，修订草案中新增一条“常回家看看”。这样的条文，令人唏嘘、感叹、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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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文化对话——被培养的孝心VS被合同剥离的赡养责任

　　西方文化强调彼此的独立，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只有感情上的联系，不负有赡养父母的责任。而在中国呢？得益于传统的孝道观念，家庭养老成了中国最被普遍认同的养老模式。

　　对于孝道教育，历史上有许多故事与传说，比如“二十四孝”里的“羔羊跪乳”、“乌鸦反哺”等，都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近年来，在传承孝文化，培养孩子孝心方面，很多尝试浮出水面，其中不乏“雷人之举”。

　　据报道，中国伦理学会于2011年10月30日启动“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该工程计划利用5年时间在全国培养百万中华小孝子。这一信誓旦旦的说法引起激烈反响：孝子可以被批量生产吗？

　　就如何培养孝心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程为敏说，孝心就像一颗种子，土壤非常重要，整个社会如果有尊老、爱老的氛围，孩子耳濡目染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自然就会成为有孝心的人。因此，孝子不是某一方刻意培养成的，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土壤，说白了就是文化。在这里不妨对照一下东西方的“孝”。有文章这样分析：中国人重孝，西方人重爱，这从孔子和柏拉图就晓得了。西方文化强调彼此的独立、个人奋斗，到了老年期亦是如此。人们把独立和尊严看得很重，很难接受在自己老了以后，已经不再是“独立性的存在”而变为“依附性的存在”。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只有感情上的联系，不负有赡养父母的责任。

　　应该看到，西方的这种对亲子关系的认知，与其社会保障的网络严密有关系。在那里，年老的父母可由政府负责供养，所以对子女的家庭养老没有法律约束。

　　而在中国呢？得益于传统的孝道观念，家庭养老成了中国最被普遍认同的养老模式。“养儿防老”的意识根深蒂固。

　　大连的时广滨是一名硕士，曾经拥有很好的职业。为了照顾年迈的养父母，他辞掉了工作，在大连第七中学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这位“硕士保安”告诉记者：“养父母的恩情大于亲生父母，我只想平平淡淡地为养母尽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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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构老有所依——孝，不应是孩子一个人在战斗

　　如果城市的这头不能让我们的父母顺利“进城”，而老家的那头又不能以广阔的发展空间吸引子女“返乡”，那要想实现新“24孝”标准中的大多数条款，基本上“难于上青天”。

　　资料显示，自2001年起，中国已正式进入到快速老龄化阶段。世界银行预测，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占中国人口总数的比例会上升到34%。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已迫在眉睫。

　　与老龄化社会相对应的另一面是，当前“421”模式的家庭逐渐增多，一对小夫妻同时负担双方四位老人和一个孩子，明显存在着“超载”的问题。

　　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现实家庭转型的变化、经济负担上的变化，都在要求相关方面作出调适。

　　有报道称，在滨州一家公司里，出现了员工父母也能领工资的新鲜事，即所谓“孝工资”。在这家公司，“孝工资”与员工工资待遇完全分开，直接邮寄给老人。以特殊工资形式关爱家属，并非这家公司首创。早在2007年，郑州一家公司就开始了尝试；其后，浙江、江苏、广西、湖北等地的企业也都有尝试，效果非常好。

　　其实，关爱员工家人的榜样有很多，如谷歌公司推出的超级福利：员工去世配偶还可领10年薪水。这一举措成全了员工及家人；反过来，也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吸引力，让谷歌在人才争夺战中遥遥领先。

　　但单纯依靠企业的良心发现，来应对养老问题，显然有些杯水车薪。真正的制度发力才是人们所期待的。

　　当前，一些不合理的制度明显影响了孝道的实行。《中国青年报》一篇评论文章中发问：别说“经常”，就是领着爱人、子女偶尔回家转一转——无偿加班的劳资关系会“放行”吗？单位的带薪假肯“点头”吗？层层设卡的高速公路肯“优惠”吗……如果城市的这头不能让我们的父母顺利“进城”，而老家的那头又不能以广阔的发展空间吸引子女“返乡”，那要想实现新“24孝”标准中的大多数条款，基本上“难于上青天”。

　　对此，有专家指出，从立法角度，应该对老年人权益提高保护力度，政策层面，政府应该制定更好的老年优待政策；对于公共场所、公共机会，有困境的老人应该有优先选择权，比如公办的养老场所，应该优先接收失独老人；同时，要给老人多提供参与社会的机会，让他们有荣誉感，增强幸福感。单位也应该为员工适当提供赡养老人、陪伴老人的时间，让孝心找到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