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是否走向衰落？数量多精品少批判性减弱

　　记者 谢晨星

　　日前，有媒体报道，由《红岩》杂志社发起的“红岩文学奖”计划取消报告文学单项奖，此举是因为如今的报告文学作品大多是应景之作，缺乏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好作品。该报道一出，引发了文学界对报告文学的热议。有专家认为，这意味着报告文学已经沉寂，甚至走向衰落。也有人表示，当下报告文学作品已沦为苍白的“表扬稿”，是报告文学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昨日，记者就此事采访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报告文学作家李鸣生，深圳本土报告文学作家杨黎光，文学评论家丁晓原和傅逸尘，请他们从写作者和评论者的角度探讨目前报告文学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

　　李鸣生表示，《红岩》杂志社作为一个地方刊物，多年来在报告文学方面影响力不大，它是否取消报告文学奖，不能作为中国的报告文学是否走向衰落的标杆。杨黎光表示，目前报告文学确实面临考验，但并没有衰落。丁晓原则认为，目前报告文学的创作量非常大，不仅没有沉寂，而且相当热闹。

　　新媒体冲击报告文学

　　上世纪80年代是报告文学最为“轰动”的时期，诸如《哥德巴赫猜想》等一大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横空出世震撼着文坛，感动着难以计数的读者，也涌现了徐迟、黄宗英等一批知名报告文学作家。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不但与诗歌和小说并驾齐驱，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走在了其他文体的前边。然而近年来，报告文学逐渐从读者的视线中淡出，许多文学报刊不再发表报告文学作品和评论，为人熟知的报告文学作品越来越少。

　　傅逸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如今这样一个资讯泛滥、媒体发达的时代，以新闻性与快捷性为特质的报告文学在面对网络、电视、报纸及手机的时候，其尴尬情境可想而知。”在傅逸尘看来，消费已经成为当下人们生活的主流观念，人们对某一领域或事件的关注往往是即时性、一过性的，即便是如奥运会这样的重大事件，往往今天还是万人空巷，明日就关注者寥寥。因此，“现在的报告文学不要说震撼读者，一部作品的出版发行能引来多少读者的‘有效阅读’，我觉得都成问题。”

　　“阅读习惯的改变是报告文学进入低谷的主要原因。”杨黎光告诉记者，新媒体的发达让原来承载报告文学作品的阵地越来越小，早年的《文汇月刊》、《报告文学杂志》都曾登载过很多优秀的报告文学，现在大都销声匿迹了，如今全国只有《文学界·中国报告文学》和《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等几本杂志是专门发报告文学的，数量、影响力各方面都不够，很多作品也就看不到了。

　　丁晓原也指出：“上世纪80年代是个特殊的时期，那时候文学还没有被边缘化。而新时期文学的作用被大大弱化，社会的发达、多媒体的发展都夺去了很多关注。大家的注意力分散了，因此看到的报告文学作品就越来越少了。”

　　李鸣生则表示，在新时代背景下，不光是报告文学，整个文学都受到新媒体的冲击，慢慢在边缘化。

　　批判性大大减弱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特别能直面社会现实的独特文体，批判性是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报告文学作品往往被读者寄予更多、更高的社会责任期望，希望它能在直面社会中的尖锐问题时表达人民的心声。几位受访者在采访时都表示，目前歌功颂德式的广告文学、政治文学越来越多，使报告文学作品的战斗性、批判性大大降低。

　　李鸣生说，报告文学不光有颂扬还有批判，合适的颂扬是正常的。但“报告文学并不是表扬稿，商业化、政治化的报告文学是打着报告文学旗号的广告，不是真正的报告文学。”杨黎光也提出，歌功颂德的作品和没有事实的批评作品，是两个极端。丁晓原对此表示：“在利益和企业需求的驱动下，广告化也许是发展的一种必然，但从事‘表扬稿’创作的只是一部分作家，不能代表报告文学的主流。”

　　杨黎光还提到一种现象：“起哄而不思考”。在杨黎光看来，一件事发生以后，起哄的人多，思考的人少，往往让一个严肃、深沉的事情难辨明真相，还会让人不敢说实话，有人说实话大家就群起而攻之，“媒体也会把这些事炒得面目全非，这就使得真相没办法出来。”李鸣生也提到，“现在大部分的作家缺乏胆量，缺乏责任感，使得中国的文学滞后于中国的现实，发出的声音太过平弱。”

　　数量虽多精品却少

　　丁晓原接受采访时说：“目前报告文学处在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创作量还是很大的。”对此，李鸣生表示认同。但他指出，虽然创作量大，好的作品却比较少。李鸣生告诉记者，目前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多在40岁以上，年轻作家较少，可谓后继乏人。在他看来，报告文学反映大的社会现象，需要各学科知识的积累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年轻人很难写出好的报告文学作品。李鸣生还表示，“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性的文学作品，不同于虚构作品，要一审二审三审，有些甚至要四审、五审，这其中有一些非常不合理且太过严格，一来打击了作者的创作热情，二来很多真实的东西都在审查中被去掉了。”

　　杨黎光则认为，报告文学七分靠采访三分靠写作，但社会环境的改变，让大部分报告文学作家失去锲而不舍、深挖到底的精神，难以沉下心来采访。

　　“当前的报告文学表面上很繁荣、很热闹，但多为应景之作、‘奉命之作’。报告文学成了一种‘快餐文体’，采访要快、写作要快、出版要快，甚至开研讨会也要快。使得报告文学作家放弃了对事件、人物本身的深层次思考。来不及思考与沉淀的报告文学不可能再有什么精巧细腻的艺术构思和对语言的锤炼打磨，更遑论诗性与审美价值”，傅逸尘说。

　　好作品要有文学性

　　谈到报告文学的发展，几位受访人很有信心，普遍认为未来好的作品应是聚焦社会民生的。李鸣生说：“目前这个时期是报告文学发展的很好时期。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土地问题等各种矛盾非常尖锐，有很多现实问题有待我们去反思。报告文学作家就是要出来找问题的，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批判意识，从而写出好的作品，客观地反映生活，并进行深刻的批判。”杨黎光表示：“落足于现实生活事件上，有思考、有坚守、有踏实的事实依据并带有深刻批判的报告文学作品才是好的作品。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多好的作品面世。”

　　不同于以往追求客观的新闻记录而淡化文学性的范式，丁晓原告诉记者，近几年好的报告文学作品普遍呈现出文学性强的特征，比如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丽》，通过精心构思故事、巧妙谋篇布局，采用历史故事的打捞与现实故事的推进相互交叉、大故事与小故事又彼此嵌入的方式，写法颇似侦探小说，让人捧读在手就不忍放下；李春雷的《木棉花开》则使用散文化的语言，富有质感和表现力，达到文学性和报告性完美结合；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则将照片与文字结合，通过“四幕”25个镜头构成强大的叙事感，采用完全融入式的叙事态度，是一部具有探索性的作品。丁晓原说：“现在的新闻已经很发达了，报告文学原有的新闻性、批判性的优势已经消失。我们要发挥报告文学纪实本身的一种魅力，强调非虚构叙事的文学性，回到故事本身，强化故事对读者的吸引力。”

　　“报告文学应该保有的一种存在状态即——守望‘生活现场’ 的‘有难度’的写作”，傅逸尘指出，在生活质地、思想深度和文学性这三个向度上所达到的水准与高度，可能会改变报告文学在新世纪文学格局中等而下之的地位，并重新唤醒读者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审美性阅读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