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为美化市容驱逐乞丐 学者：行乞涉及基本权利

　　据28日《羊城晚报》报道，“8月10日，佛山市首次出台《佛山市城市容貌标准》，禁止乞丐在公共场所出没……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标准》的起草单位，该局执法科工作人员称，乞讨属于‘不文明’现象，有损城市形象。”

　　消息披露之后，引起了诸多方面的批评，有学者批评，城市管理者“驱逐乞丐”有失人情味，也有批评者称，以“不文明”为理由驱逐乞丐，其实是打着“文明”的旗号，却行“反文明”之实，此外，还有批评认为，驱逐乞丐，其实是政绩效应、面子工程的结果……而另一面，支持者则认为许多乞丐其实是在行骗，是不劳而获者，因此不值得同情。

　　其实，“驱逐乞丐”并非佛山仅有，在此前，时常有类似的新闻，比如广州等地在天桥下建水泥锥防止流浪人员留宿，再如一些城市禁止乞丐在地铁行乞等，对于这种行为，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呢？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说：“除了针对犯罪现象的处理，在其他方面，应该适当宽容灰色地带的存在，公权力不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动用暴力。”

　　非常手段不能随便用

　　北京晨报：对于城市驱逐乞丐的现象，一直都有很多争议，您怎么看？

　　李河：总体来说，这是一种公权力的过度使用。乞丐现象并非今天才有，也并非一地独有，如果某一个地方出现乞丐集中的现象，政府应该做的，首先是考察和调研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然后想办法形成比较完善的救助机制，最后如果一个地方乞丐大量集中，影响到了当地的正常生活，才有可能使用非常手段，而且这种非常手段也不能随便使用，要有严格的程序保证，比如举行听证会，听取是否真的影响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并且要由生活在那里的人来说，而不是某些部门或领导来决定；其次，要有专家论证，是否有必要实行非常手段，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如何弥补等，都要在有完善的计划之后，才可以使用非常手段。

　　北京晨报：有不少批评认为不可以使用非常手段，对此您赞同吗？

　　李河：不是完全不能使用，而是要有优先顺序，首先要充分调研原因，其次要完善救助制度，然后，在前两者都具备的情况下，如果依旧严重影响到地方的公共生活，才可以通过严格程序来使用非常手段。

　　行乞涉及基本权利

　　北京晨报：是否可以说，对于公权力的使用需要严格的限制？

　　李河：是的，许多类似的现象，出现争论，在于它涉及人的基本权利，比如乞讨涉及人居住、迁徙等权利，一旦随意地驱逐乞讨者，放任这种行为的发生，那么其结果就会侵害到这些基本的权利，这种侵害一旦发生，就会逐渐蔓延，那个时候，受到侵害的，就绝非仅仅是乞丐。

　　北京晨报：那城市应该如何应对行乞者呢？

　　李河：政府千万不要把城市想象成一个完全光亮，没有瑕疵的世界，也不要试图使城市中没有一个乞丐，政府不是干这个的，而且也不可能做到。针对乞丐问题，如果不去完善救助机制，反倒先把暴力驱逐的态度树立起来，这无疑是一种颠倒。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一个很好的社会，应该把公民权利的底座做得尽可能大。可能有些权利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但是只要不伤害别人，那就应该加以容忍，保持宽容的态度。在今天我们城市化的进程中，不少人的生存权陷入困境的时候，更应该有这样的观念和态度。

　　如何面对城市中的灰色地带？乞丐、黑车、小摊贩……过去的时间里，因为治理这些现象而产生的争议层出不穷，各种暴力事件也时常发生，也引起了许多非议。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处理？

　　李河说，不论是放任，还是驱逐，其实都不是合理的方式，脱离了救助机制的治理方式，对于社会制度的完善无益。二三十年来，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治理，我们其实都是以一种“战时状态”在前进，这种发展是非正常的，也是不可能永久持续的，最终会转变成正常的方式。而一个对乞丐的态度，其实也正反映出一个城市的发展，究竟是反常还是正常？

　　乞丐从哪里来

　　北京晨报：面对乞讨者的问题，首先应该做的是什么？

　　李河：首先应该研究的，无疑是乞丐是怎么产生的，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一要做的。乞丐并非特殊现象，传统社会有“九流十丐”的说法，说明乞丐从来就有，而且不是个体。西方社会中，即便是今天的美国，也有许多的乞丐到纽约、华盛顿乞讨、流浪。乞丐产生的原因很复杂，甚至跟社会发展的程度未必有直接的关系。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我们城市中的乞丐都是怎样产生的呢？

　　李河：当今中国，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除去个人主观的因素，乞丐产生的原因无非几个：第一，城市化的快速前进中，所造成了农民转移，几十年来有数亿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其中有的人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活，转变成了乞丐。其二，经济发展的起伏，使得一些人失去了生活来源，并且无法继续通过劳动获得收入，最终成为了乞丐。其三，因为身体疾病、残疾等极端的原因使得一些人不得不通过乞讨生存。种种原因，都需要通过考察来判断，一个具体的城市中，乞丐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应该怎么面对？特别是在决策的过程中，必须要有调查做依据。

　　不是道德和法律的问题

　　北京晨报：有赞同驱逐者认为，有些乞丐其实是骗子，而且乞丐群体容易引发犯罪事件，这种担忧是否有理？

　　李河：乞丐群体变大，乞丐变多，可能确实会产生一些问题，甚至成为罪恶的渊薮，也有通过极端残忍的方式行乞的，比如破坏儿童的肢体、强令他们行乞等涉及犯罪的行为也确实存在。这些现象我们有法律去规范和处理。但是对于那些不涉及犯罪现象的，不能按照同样的观念去对待，更不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动用暴力。

　　北京晨报：也有不少人觉得很多乞丐都是想不劳而获者，不值得同情，您怎么看？

　　李河：同样的道理，研究和调查乞丐产生的原因之后，可能就不会单纯地看待乞丐问题了。乞丐的产生有其社会性的原因，不能把集体性的现象简单归于个人的道德问题。当今时代，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村空巢化等现象，绝非是个人道德因素所造成的。

　　北京晨报：那这种集体性的现象应该如何应对呢？

　　李河：面对乞丐群体，除了针对犯罪现象的治理之外，应该适当地宽容灰色地带的存在，并且完善救助体系，政府是否鼓励更广泛的救助体系，又是否有乡村和城市衔接的救助体系等，对于乞丐现象的治理，不仅是对政府履行职能的一个检验，也是对社会宽容性的检验。

　　完善救助机制

　　北京晨报：对于救助机制也有很多争论，在您看来应该是怎样的？

　　李河：在今天，体制性的救助经常出问题，反而是一些个人的救助行为受到推崇，这其实是不正常的。很多人以个人的名义做慈善，进行一对一的救助，这固然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忽视社会救助机制的完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对一的救助往往和施舍有关，而施舍并不是一种完善和健康的道德心态。

　　北京晨报：这个社会的救助机制，是政府性的还是社会性的？

　　李河：政府要有好的政策，去鼓励社会性的救助机制出现，但是这一步，目前还过不去，救助机构既要不盈利，又要尽可能地救助更多人？怎么样才能完成，很难。而我们现有的慈善机构，不仅官方色彩太过浓厚，而且它本身的信誉也一再受到质疑。

　　北京晨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李河：政府应该做的，首先是限制公权力的过度使用，其次是应该鼓励社会救助机制的产生和完善。然后是补足公共服务体系，所谓公共服务体系，就是指一个社会成员应该享受到了福利。但是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到的地方，就需要社会性的救助体系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要鼓励社会救助机制的原因。

　　回归正常状态

　　北京晨报：有人觉得驱逐乞丐是政绩意识、面子工程的结果，对此您怎么看？

　　李河：我觉得不尽如此。公权力有它自己的逻辑，权力的腐败，第一个就是滥用的腐败，权力本身不能约束权力，所以要尽可能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环境下，权力的使用还有很多论证的空间。二三十年以来，我们多是以一种“战时状态”的方式来发展和平经济，它与经济的自然发展是不一样的，人为性非常强烈，其表现就是在权力的运用上。包括政府资源的配置、社会资源的配置，也包括对人行为的控制，甚至是中小学生行为的控制上，不论是宏观权力还是微观权力都在膨胀，这其实已经超出了政绩意识，而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反常状态。时常有人说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是因为政府的“有为”，但是这是特殊的状态，这种状态下，更应该警惕权力的运用问题。

　　北京晨报：是否对乞丐的驱逐也是反常状态下的结果呢？

　　李河：经济发展的原则和目的是什么？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其目的是让人们更有幸福感，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成果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幸福上。如果权力在发展过程中过分重要，并且放射到生活之中，对那些弱势群体、因为偶然因素而被社会拒绝的群体加以驱逐，那么经济发展就无法达到它的成果，也就是反常状态。我们的这种“战时状态”、“反常状态”经历了二三十年，还能继续下去吗？它终究要回归常态，回归自然的发展。所以，政府应该鼓励更加广泛的社会救助体系的完善，乡村和城市衔接的救助体系的完善。这是我们在发展中缺失的一课。既然缺了一课，就应该补课，而不是把那些因为缺课而落后的群体驱逐掉，就以为我们没问题了，不是这样的。所以，对于乞丐的态度，其实也反映出一个城市的发展能否从反常回归到正常。

　　晨报记者 周怀宗